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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私法全球论坛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17年年会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7-10-18 09:51阅读:3232

2017年9月22日上午 湖北·武汉

开幕式

 

 

       9月22日,由外交部和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共同举办的“国际私法全球论坛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17年年会”在武汉洪山宾馆隆重开幕。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张鸣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贵祥、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徐宏、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秘书长伯纳斯科尼、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肖永平出席开幕式,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名政府代表和专家学者参加。 

 

       2017年是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成30周年,也是中国加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30周年。在这一背景下,与会学者围绕“合作共进:国际私法的发展与作用”这一主题,深入探讨通过国际私法促进共同进步的三十年、“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法律合作、全球视野下国际私法的新发展、海牙判决项目四项主要议题。

 

       张鸣起副会长在开幕式致辞中高度肯定了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在过去一年的工作,肯定了学会在学术研究和交流方面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张鸣起副会长同时回顾了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成立三十年来的发展历程,指出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在提升学术研究、促进司法实践、服务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不仅为中国涉外立法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很好的起到了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纽带作用。张鸣起副会长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快速深入推进,涉外法律工作和涉外法律人才培养上升到新的高度。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应当肩负起适应对外开放不断深化、完善涉外法制体系、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责任。

 

       刘贵祥专职委员在致辞中指出,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我国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取得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我国高度重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作用,积极参加有关公约的起草和特设委员会会议。我国积极参加《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谈判并签署该公约,成为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典范,同时也是促进国际司法协助的重要举措。刘贵祥专职委员还指出,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国际私法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主动与相关国家建立司法交流和合作机制,积极推动利用信息化技术做好国际司法协助工作,与有关学院和机构共同打造外国法查明平台,不断推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和完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韩进书记在致辞中热烈欢迎参与年会的各位代表,并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的支持。韩进书记指出,国际法是武汉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自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大学一直把国际法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成立了中国高校系统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机构,现已成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和法学领域唯一的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与帮助。在致辞最后,韩进书记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密切合作、共同进步,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他衷心祝愿全球国际私法同仁为全球国际私法理论立言、为全球国际私法制度立规、为全球命运共同体立德!

 

       伯纳斯科尼表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及其制定的公约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法律支持。他高度赞赏三十年来中国对该组织工作的积极参与和对有关公约和法律文书制订的重要贡献,感谢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支持,使位于香港的亚太区域办事处成功运行,提升了该组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黄进会长回顾了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成立的历史。他表示,三十年来,中国国际私法事业的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呼吸、共命运,相向而行,不仅仅是人数规模的递增,而且在立法、执法、司法、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和学会自身发展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指出,未来学会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应对大数据时代、“云计算”等对传统国际私法带来的挑战,加快中国特色国际私法学科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携手推进全球国际私法共同体建设。

 

       徐宏司长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对国际私法的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各国应以实现共进为目标,本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消除国际民商事法律冲突,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中国积极倡导和推进国际法治,推动各国国际私法的协调和统一是推进国际法治的重要内容。中国将不断增进国际交流合作,促进国际私法理论、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民商事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善。

 

 

2017年9月22日上午  湖北·武汉

分组讨论第一小组

 

 

       主题:中国与《选择法院协议公约》

 

       地点:洪山宾馆B层六号会议室

 

       时间:11:00-12:15

 

       主持人:沈涓(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教授)

 

       汪金兰(安徽大学法学院教授):汪金兰教授作了题为“涉外民事诉讼管辖协议的效力审查——以我国法院裁判实践为视角”的发言。汪金兰教授的发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管辖协议的性质与类型。汪金兰教授认为,管辖协议属于诉讼契约,兼具契约和诉讼双重属性,本质上仍属契约。第二,涉外管辖协议效力审查的主体。受诉法院是通常的审查主体。汪金兰教授就被选法院是否可以就管辖协议的效力进行认定与大家分享了她的思考,她认为被选法院可以是例外的审查主体,理由是这体现了尊重当事人选择法院的意思,并参照了“仲裁庭管辖权自决原则”。第三,涉外管辖协议效力的准据法。法院在审查涉外管辖协议是否有效时应如何适用法律,我国法律对此尚无明文规定。第四,涉外管辖协议效力审查的内容。汪金兰教授认为,涉外管辖协议效力审查的内容包括契约效力审查和诉讼效力审查。契约效力审查限于管辖协议本身,是从合同性的效力方面进行审查;诉讼效力审查主要是对于管辖协议的适用范围和内容的审查。

 

       张利民(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副教授):张利民副教授作了题为“协议管辖实际联系存废之辩”的主题发言。张副教授首先提出了是否应该修法废除“实际联系”要求的问题。他从现有研究中发现,目前法官、学者认为应该保留“实际联系”要求的主要理由在于:1. 保证审案的方便性;2. 防止本国诉讼资源的浪费;3.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保护弱者;4. 在对外关系中,有利于争夺管辖权;5.借鉴国外经验,与国际规则接轨。在此基础上,张副教授认为这些理由并不能成立:1. 审案方便和防止资源浪费不具有可靠基础;2. “实际联系”仅能提供有限便利,多数国家不要求“实际联系”;3. 保护当事人的理由带有家长主义色彩,同时,“实际联系”与弱者保护不能等同;4. “实际联系”要求不能阻止案件流失;5. “实际联系”要求建立在计划经济机制的积累的基础上,主导思想陈旧。由此,张副教授得出结论,认为应当立法废除“实际联系”要求。 

 

       许耀明(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副教授):许耀明副教授作了题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2017年关于民商事判决承认执行公约草案评析”的发言。许副教授首先从结论谈起。他认为本公约草案前身,有不少“欧盟国际私法的影子”,尤其是布鲁塞尔公约与布鲁塞尔规则。这种“国际私法欧盟化”的尝试,势必会受到许多国家的质疑。即使最后草案文本确定,开始公约的签署与批准程序,但是草案是否会面临海牙2005年合意管辖公约的类似命运,即签署的国家不多或仅在部分国家生效,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关于来源国如何确定,许副教授提到,本公约草案第三条第二项规定,自然人以外的法人或实体,于以下国家有习惯居所:法定登记地、设立准据法地、主要营业地或主事务所所在地。关于习惯居所,这部分在草案最后通过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争议。最后,许副教授认为实际上不承认判决的理由中可能有广义的公共秩序或善良公俗的考量,同时,适用范围的排除问题与国际投资有一定的联系。

 

       王吉文(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吉文副教授作了题为“2005年海牙公约第21条在我国批准该公约的适用问题”的主题发言。王副教授首先提出,出于对我国当事人弱势地位以及我国法院在涉外协议管辖中不利地位的考虑,是否批准公约,对我国来说是一种两难困境。其次,王副教授提出了利用公约来缓解困境的渠道。我国可以利用公约第21条设立的“就特别事项的声明”制度作出单方面声明,从而减轻公约对我国当事人及国家利益可能造成的消极后果。这有助于缓解我国困境。同时,第21条的机制设置了一些防范性措施,即防止国家滥用声明,消极影响公约有效性。由此,王副教授认为我国在适用第21条时,应谨慎进行声明,不可随意。我国可利用公约第 21条声明制度,把知识产权、“三资企业”合同和自然资源合同这三个特别事项排除出去。当然,在我国立法作出相应修改后,我国可以随时撤销此类声明。

 

       张文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张文亮老师作了题为“论涉外协议管辖效力的法律适用——兼评我国涉外协议管辖效力的认定”的主题发言。张文亮老师认为,在分立的各国法律体系下,涉外协议管辖效力的法律适用成为涉外协议管辖制度的关键问题。张文亮老师认为选择法院协议的效力可以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对于涉外协议管辖实质要件的法律适用,理论上存在两种基本的应对途径,第一种是将协议管辖视为普通的合同事项,进而依据一般合同实质效力之法律适用规则确定涉外协议管辖实质效力的准据法;第二种是突出涉外协议管辖的特殊性,为涉外协议管辖实质效力的判断引入独立的法律适用规则。对于后一种路径来说,其可进一步区分为将涉外协议管辖识别为程序性事项而强调适用法院地法,以及将其识别为特别的合同问题而适用主合同的准据法或引入独成一类的法律适用规则。

 

       五位老师发言后,华东政法大学杜涛教授首先对五位老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杜涛教授认为,管辖权协议的准据法有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管辖权协议是合同的一部分,属于合同条款,是否有效按照合同的准据法来判断;第二个管辖权协议是指定由哪个法院审理纠纷。杜涛教授还请大家思考,涉外诉讼管辖中,实际联系原则要不要改,以及,在涉外诉讼管辖中,实际联系原则是否可以取消。接着,中国人民大学杜焕芳教授根据五位老师的发言,对《法院选择协议公约》进行了探讨。两位老师点评后,在场的其他老师与发言老师和点评老师进行了深入交流,反响热烈。

 

 

分组讨论第二小组

 

 

       主题:“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法律合作

 

       地点:洪山宾馆B层七号会议室

 

       时间:11:00-12:15

 

       主持人:宣增益(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点评人:郑远民(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宋锡祥(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宋锡祥教授作了题为“‘一带一路’战略下完善我国外国法查明机制的法律思考”的发言。宋锡祥教授的发言主要围绕如下三个内容进行:第一,宋教授分析了我国外国法查明法律机制的现状。第二,宋教授指出,现阶段我国外国法查明机制仍面临许多困境。在立法方面,存在查明的合理期限限制不明确、有关外国法查明的规定过于分散等问题。在司法方面,人民法院普遍存在着对查明和适用外国法的积极性不高、外国法查明的责任分配不清晰等问题。第三,宋教授对完善我国外国法查明机制提出如下建议:将我国现行立法中涉及外国法的条款进行适当的整合;进一步细化外国法查明的责任主体;明确查明方法无需穷尽;明确外国法的查明期限;积极拓展外国法的查明途径,加强与国内外法学科研机构的联系,建立更多的外国法查明中心等。

 

       许育红(外交部领事司):许育红博士作了题为“回眸中国领事认证三十载”的发言。许育红博士首先阐述了领事认证的的历史发展脉络。其次,许育红博士分享了领事认证的规范化、法制化和科学化发展进程。“规范化”其中之一就是称谓的规范,从1987年到2014年的法规中体现了双重称谓的法制化;第二部分为文书制作的“科学化”,首先表现在文书制作的电子化日益增强,其次是领事认证文书载体形式的非纸质化的规范化;第三部分是中国领事认证机构体系的“法制化”,一是国内法的规定,二是国际惯例的形成。最后许育红博士阐述了领事认证是属于国际私法研究领域还是国际公法的研究范畴这一问题。第一,许育红博士认为领事认证属于公的权力,国家有权决定其中必要或重要环节;第二,领事认证具有保护职能,国家通过条约和国内法规予以体现。

 

       刘元元(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刘元元老师作了题为“论一带一路战略下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互惠原则”的主题演讲。刘元元老师指出,我国关于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主要机制有三类:国内立法、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国际公约。在立法方面,互惠关系是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先决条件。在司法方面,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除离婚判决外),主要涉及的国家有日本、美国、新加坡等。“互惠”作为我国国内立法规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必要条件,我国坚持的是事实互惠原则。出于经济发展的便利和需要,我国法院承认外国法院判决具有必然性。目前的立法规定不明确,司法实践对如何判断是否存在互惠亦缺乏引导,短期内我国完全放弃互惠原则是不现实的。针对实践中对互惠原则的灵活处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明确立法目标、推定的事实互惠与法律互惠、举证责任的明晰、扩大不适用互惠原则领域、建立互惠备忘录等。

 

       王铀镱(福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王铀镱老师作了题为“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劳动法律风险评估及防控”的主题演讲。王老师指出,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国际投资中的劳动保护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跨境劳动者的劳动权保护,一方面是跨国企业在国际投资中可能遭遇的劳动法律风险。中国在现有的对外投资贸易中所遇到的劳动权保护的风险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违反当地的劳工法律导致的罚款风险;第二是超出自己预期的当地劳工保护标准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的风险;第三是工会行动遇到的风险。王老师最后提出防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法律风险的对策,从宏观上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探索风险防控路径,如通过多边或者双边协议约束成员国;在中观层面,可通过母国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如进一步完善国内法律机制;在微观层面,跨国企业可通过主动与东道国谈判减轻风险。

 

郑远民(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郑远民教授认为,各位发言人从从“一带一路”的角度发言,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对国际私法的实践有很大的意义。

 

 

分组讨论第三小组

 

 

       主题:国际商事仲裁前沿问题

 

       地点:洪山宾馆B层5号会议室

 

       时间:11:00-12:15

 

       主持人:赵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副院长)

 

       薛源(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薛源教授以“论外国仲裁地法院功能的完善”为主题作了发言。薛教授的发言主要包括以下五大内容:第一,仲裁地法院是仲裁地竞争的核心因素。薛教授认为,仲裁地法院对国际商事仲裁司法支持和审查机制,在仲裁地竞争中处于核心地位。第二,对仲裁庭管辖权的审查。仲裁地法院对仲裁庭管辖权有最终决定权与排他决定权。第三,仲裁地法院对仲裁庭组成的协助。薛教授主张仲裁地法院在临时仲裁庭指定仲裁员时应予以协助。第四,仲裁裁决的撤销。仲裁地法院在审查国际商事仲裁裁决撤销申请时,要谨慎适用争议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仲裁裁决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理由。第五,完善我国仲裁地法院功能。薛教授建议最高人民法院要以仲裁地法院为视角审视我国仲裁法律制度的不足,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以司法解释等形式确立仲裁地法院对仲裁协议效力的最终决定权,发挥其协助临时仲裁庭组成的作用,以及明确其撤销仲裁裁决的地位。 

 

       胡敏飞(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讲师):胡敏飞老师以“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惩罚性赔偿:越权裁判或公共政策例外?”为主题作了发言。胡老师的发言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对惩罚性赔偿的不认可。胡老师认为,由于认可惩罚性赔偿的国家并不普遍,加上此类裁决可能遭遇承认与执行困境,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惩罚性赔偿裁决并不多见。第二,惩罚性赔偿裁决存在的两种抗辩:仲裁员越权裁判和公共政策例外。如果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排除仲裁员裁定惩罚性赔偿,但裁决中出现了惩罚性赔偿,仲裁员即存在越权裁判行为。国际条约和各国立法都规定可以公共政策例外为由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或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第三,中国大陆与惩罚性赔偿裁决。胡老师认为,随着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场转变,大陆地区的仲裁机构将遇上惩罚性赔偿仲裁裁决。仲裁员在裁定惩罚性赔偿时,除了要确认自身是否有此项权力、争议的准据法是否认可惩罚性赔偿外,还应当考虑仲裁地以及可能的裁决执行地的公共政策。 

 

       王唯一(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仲裁秘书):王唯一以“新时期的机遇与挑战——2016年商事仲裁的热点问题综述”为主题作了发言。王秘书的发言从四个方面进行报告:第一,一带一路与中国仲裁。王唯一主张,随着仲裁环境愈加开明与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展开,中国的仲裁机构应当抢占先机,为我国商事主体以及各国仲裁用户提供优质的争议解决服务。第二,投资金融纠纷的兴起。王唯一认为,目前股权投资纠纷频发,投资理财纠纷数量较多。在“互联网+”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大量的P2P平台应运而生,P2P交易产生的纠纷引人关注。第三,国际仲裁中的第三方资助的研究。王唯一对第三方资助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总结,并指出中国大陆地区应当对第三方资助这类热点问题保持敏感度,以应对未来的挑战。第四,总结。王秘书指出,面对机遇与挑战,打铁还需自身硬。北仲要为国际国内的商事主体提供更加完善的争议解决服务,提高国际仲裁竞争力。 

 

       梅宏(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梅宏副教授报告以“论先决问题与主要问题及其准据法的确定”为主题作了发言。梅副教授的发言对以下四个问题分别进行了解答:第一,涉外遗嘱效力是否为确定遗产归属的先决问题?梅副教授认为,涉外遗嘱效力认定是识别涉外继承关系性质的必要过程,并非确定遗产归属的先决问题。第二,明确先决问题的目的何在?梅副教授认为,明确先决问题的目的在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兼顾法院地的国家利益。第三,先决问题的构成要件应从严认定还是从宽认定?梅副教授反对从宽认定先决问题,认为将主要问题认定为先决问题会导致法律适用混乱。梅副教授提出先决问题的构成要件,主要由国际私法问题的“有争议性”以及相对于主要问题的“随附性”和“独立性”构成。第四,如果不存在真实冲突,是否还需要确定其准据法?梅副教授指出,不存在真实冲突,不构成国际私法问题,也就无所谓国际私法上的先决问题,自然无需援引冲突规范确定准据法。 

 

       朱彧(湖南文理学院法学讲师):朱彧老师以“‘仲裁条款可分割性’、‘仲裁条款自治性’和‘仲裁条款独立性’之名辩”为主题作了发言。朱老师的发言分三部分进行阐述:第一,仲裁条款独立性概念表述不一致。朱老师认为,仲裁条款的独立性虽已被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但由于各国对其最基本的概念表述不统一,影响结论的得出。第二,两大法系对仲裁条款独立性原则的理解有差异。英美法系认为仲裁条款虽可独立于基础合同,但从未完全脱离当事人的基础合同,而大陆法系则高度强调仲裁条款的自治性作为构建超国家的仲裁制度的工具。第三,“仲裁条款可分割性”、“仲裁条款自治性”和“仲裁条款独立性”三个概念应当统一和一致。朱老师认为,在解释仲裁条款与基础合同关系方面,“仲裁条款的自治性”用语与含义过偏激,以“可分割性”描述与基础合同之间的关系也不合适,而“仲裁条款独立性”仅着眼于解释仲裁条款和基础合同的关系,与国家法律制度中的反规制无关,因此更为适当。

 

       五位老师发言结束后,福州大学的李智教授对他们的报告作了最后的点评。李教授认为薛教授的报告亮点很多,但他并不认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香港仲裁裁决在内地执行的有关问题的通知》是仲裁地标准转换的迹象这一观点,同时他还建议薛教授细化现有司法解释如何对仲裁庭行使决定权的内容;对胡敏飞老师的越权裁判研究,李教授同意对越权裁判与公共政策作出限制性解释,希望惩罚性赔偿裁决得到执行,但是对发言中引用案例的典型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李教授认为对梅副教授对于先决问题的讨论具有启发性,同时也对报告引用案例的典型性提出自己的看法;李教授认为,王唯一提出了经济战略对于争端解决的需求、投资金融纠纷兴起对于争端解决的需求、仲裁的新发展对于争端解决的发展等问题,可以更多地在股权投资领域深入探讨,关注其中的继承业务;李教授认为,朱彧老师讲到的仲裁条款独立性的名词解释问题,更多涉及到的是中英文的精确表达。

 

 

2017年9月22日下午  湖北·武汉

分组讨论第一小组

 

 

       一、主题:当代国际私法的理论与实践

 

       地点:洪山宾馆洪山厅

 

       时间:15:00-16:15

 

       主持人:杜涛(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丁伟(上海市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教授):丁主任作了题为“民法典的编纂与中国国际私法法典化发展”的发言。丁主任的发言主要围绕民法典的编纂与中国国际私法的法典化发展展开。丁主任认为,在民法典编纂的过程中,同步编纂国际私法典在立法技术上是切实可行的,且可以符合科学性与先进性的要求和稳定性与前瞻性的要求。丁主任呼吁专家学者紧密关注国家层面上国际私法的立法动态,并提议以此作为下一次年会的议题之一,相关讨论内容可以作为全国人大立法的建议。中国国际私法学界应该趁势而为,以更加积极有为的姿态为国际私法规范的编纂工作建言献策。

 

       张春良(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张教授作了题为“系属的体系化与体系化的系属”的发言。张教授的发言以何为“体系性”为中心展开,他指出体系性包含三个方面:尺度上的完整性、结构上的层次性以及功能上的整合性。张教授认为,我国系属立法体系化应当设计五个层次:设定整全性的具体系属,设定矫正性的例外系属,设定兜底性补足系属,设定一般性的原则系属,终极性的补救系属。张教授认为我国应提高立法的科学化、体系化,才能最终达成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袁发强(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袁教授作了题为“域外证据领事认证的合理性质疑”的发言。袁教授指出,在中国研究是否加入海牙《取消公文书认证公约》的背景之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存续之合理性存在问题。袁发强教授认为,域外证据不必要经过强制认证,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领事认证仅能对域外证据的形式真实性起有限的间接证明作用,无法表明证据与证明内容之间的关联性。第二,任何民事证据,无论其是否形成于域外,或是否满足某一形式要求,都不应成为可以不予质证的理由。第三,我国司法实务界长期以来致力于对领事认证与庭审质证之间关系的纠偏,进一步反映出认证等形式要件对域外证据认定的束缚,影响了庭审质证的顺利开展。

 

       李建忠(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李教授作了题为“我国外国法查明方法的制度、实践与完善路径研究”的发言。李建忠老师主要从我国外国法查明方法的立法现状、主要立法缺陷、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路径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

 

       第一,李教授认为我国目前关于外国法查明的法律规定存在较大问题,亟需完善。第二,李教授认为我国外国法查明方法制度的主要缺陷包括立法缺失、司法解释的疏漏、司法协助条约缺乏具体的实施机制以及外国法查明方法运用的程序规则不完善等。第三,李建忠教授指出,我国外国法查明方法在实际运用中存在查明方法运用种类单一等问题,查明失败的情形较为严重。第四,李教授建议从两个方面入手完善我国外国法查明方法制度:一是借鉴欧美经验,把握制度与实践的发展趋势;二是转变立法理念,创新立法模式,完善外国法查明方法的具体规则。

 

       曾加教授(西北大学法学院教授)点评:

 

       丁伟老师分析了我们国家的立法意图,认为对于国际私法而言,主张编纂成单独的国际法典,是没有技术障碍的。但实际困难是,人大法工委并不重视国际私法立法,忽视了一些国际私法学界的意见与观点,倾向于将国际私法在民法典里独立成卷。但从邹国勇老师编纂的国际私法汇编就可以看出,很多国家的国际私法都是独立成一部法典。我国目前国际私法立法现状与我国的迅速发展不匹配。

 

       孙尚鸿老师(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点评:

 

       在立法层面而言,有关法律适用的相关规定还是有欠缺的,需要更加重视中国国际私法立法。张春良老师以《法律适用法》第21条为基础展开发言,也提出了我国国际私法立法有关婚姻家庭条款不周延的情况,我国冲突法系属整体在宏观上存在体系性瑕疵,需要进一步完善。

 

       袁发强老师就域外证据领事认证的合理性质疑为主题展开了发言,领事认证湮没了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质证,不利于涉外民商事诉讼审判质量的提高。建议我国司法实践中还是使用较为灵活的方式,就如部分法院可能会用律师、专家证人、当事人举证综合进行认定。

 

       李建忠老师关注的问题具体细微,是有关外国法适用涉及的问题,并从整体上对该问题进行把握。此外,孙尚鸿老师认为,外国法内容查明的方法采取不管哪一种方法,都应当是经过法庭的质证,不能因为仅找到相关判例与法条就当然认为其具有相应效力。

 

 

       二、主题:当代国际私法的理论与实践

 

       地点:洪山宾馆洪山厅

 

       时间:16:20-18:00

 

       主持人:丛立先(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瑛(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刘教授作了题为“论排除适用CISG的适用”的发言。刘瑛教授认为,作为民商事条约,CISG的适用规则强化了CISG在适用上的硬法特征。只有当事人依据第6条协议排除适用CISG适用之后,法院才不予适用,这一判断过程本身即是适用CISG规则的,支持排除CISG对具体合同的约束机制本身即在CISG之内。

 

       但是,根据一些数据调查显示,在实际操作层面,律师经常会自主或应作为合同当事人的客户的要求排除CISG的适用,从而使得CISG在实际适用效果上确实呈现出软法特征。此时往往需要适用通过CISG所依据的一般原则或由冲突规则指向的国内法。刘瑛教授指出,减少当事人排除适用的路径可以包括增进法律从业者对CISG的认知和运用、通过优选解释增强商事主体的认同两个方面实现。

 

       陈丽平(广西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陈丽平老师作了题为“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模式选择与实施途径”的发言。陈丽平老师指出,大陆法系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损害填补”和得利禁止,而普通法系国家认为惩罚性赔偿具有遏制违法行为的作用。惩罚性赔偿判决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存在主要障碍与特殊障碍,主要障碍包括操作不易,特殊障碍在于中外惩罚性赔偿存在实体法冲突。

 

       陈老师认为,对于惩罚性赔偿我国应当分割承认与执行,并提供了分割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实施路径。

 

       崔明健(济南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崔明健老师作了题为“论国际网络人格权侵权争议的法律适用——兼论我国相关冲突规范的完善”的发言。崔老师认为,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终端设备所在地以及网络服务器所在地,均属于侵权行为实施地。而手机等移动网络终端设备所在地虽然属于侵权行为实施地,可以考虑寻找其他的在网络侵权行为中具有特殊价值的地方。而侵权结果发生地的选择范围,可以包括被侵权人所在地、被侵权人发现侵权信息的网络终端设备所在地等。

 

       董金鑫(中国石油大学讲师):董老师作了题为“论我国直接适用法判断的实体法方法”的发言。董老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论述:一是转介条款的解释功能与我国直接适用法的判断;二是转介条款的解释标准与我国直接适用法的判断;三是转介条款的解释范围与我国直接适用法的判断;四是转介条款的解释范围与我国直接适用法的判断;五是转介条款在直接适用法判断上的不足。

 

       陈国军(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陈老师作了题为“论意思自治原则在动产物权法律适用中的限制”的发言。陈老师认为,意思自治原则在动产物权冲突法的适用中应进行合理限制,应当对涉案的具体案例分析原因行为的具体内容,区分债权关系和物权性质的内容,前者适用合同冲突法规则,后者适用物权冲突法规则。为使该原则与民法典相衔接,民法典物权编中应引入新的动产物权担保,或通过明文规定确认习惯的物权法源效力以缓和物权法定原则固有的僵化性。

 

       黄轫霆(日本奈良县帝塚山大学法学部)点评:

 

       黄轫霆老师首先对陈国军老师论文中所引用的文献提出了不同方向和角度的解读;对于崔明健老师所提出的修改《法律适用法》46条的建议,黄老师认为首先要考虑的是现行法的缺点是不是达到不改不行的程度,其次是所推崇的修改方案比现行法好在哪里。

 

       吴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点评:

 

       吴用教授指出,为了使允许合同主体排除CISG适用的第6条在实际中更好地运用,在CISG规则解释中考虑经济因素从而令优先选择的CISG规则能促进贸易效率、契合国际货物买卖的习惯做法,可以减少排除CISG的频率,增强CISG适用结果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从而促进CISG的适用。

 

       陈丽平老师以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模式选择与实施路径为主题的发言,将惩罚性赔偿作为整体对待。我国法律虽在特殊领域规定了惩罚性赔偿,但与英美法系国家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仍存在悬殊。并提出意大利最高院的一个案子中,分割性的承认,则必然涉及实质性惩罚。

 

 

分组讨论第二小组

 

 

       一、主题:“一带一路”倡议与国际法律合作

 

       地点:洪山宾馆B层六号会议室

 

       时间:14:15–15:45

 

       主持人:霍政欣(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

 

       刘益灯(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刘益灯教授作了主题为“‘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企业对消费者社会责任立法问题研究”的发言。刘教授首先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利益理论、国际社会本位理念等方面阐释了跨国企业对消费者产生责任的理论依据。其次,刘教授介绍了国际组织及英国、德国、印度、南非等国家中关于企业对消费者社会责任的立法实践。最后,在谈到立法建议时,刘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存在价值取向的问题,即是保护资本家、生产者还是保护消费者。若借鉴国外做法,价值取向应当保护弱者,保护消费者、劳动者,采用惩罚性的处罚原则。我国当前的立法显然不足以对企业造假、制造劣质产品问题进行很好地规范。刘教授建议落实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发布企业投资指南,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一带一路”企业投资指南或企业行为准则当中。

 

       于志宏(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于志宏教授作了主题为“‘一带一路’战略下内地与香港区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解决的思考”的发言。于志宏教授指出,《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于志宏教授认为,香港方面首先应转变思想认识,融入内地;同时在两地区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层面,扩大范围、放宽条件、简化程序;在宪法统帅下,在“一国两制”原则下,内地和香港应相互尊重、遵守和信任各法域的法律及法院作出的判决,促进判决的自由流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

 

       邹淑环(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邹淑环副教授作了主题为“涉外民事案件审理中的几个问题——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视角”的发言。邹副教授认为,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当法院确定当事人的请求是法律问题之后,要进一步确定案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并识别冲突,这必须要有明确的判定标准。关于冲突规范的适用,邹副教授提出,人民法院在冲突规范适用环节应注意冲突规范的适用顺序、“有利于”原则的实施、“最密切联系”判断和冲突规范指向多法域国家时的处理。之后,邹副教授谈到了外国法确定的问题,她提出,人民法院、仲裁机构或者行政机关负有查明外国法的责任;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的,应当提供该国法律。最后,邹副教授认为法院在适用外国法时可能出现查找不充分、错误适用外国法等问题,法院应采用积极、谨慎的态度进行周全地处理。

 

       朱磊(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讲师):朱磊老师做了题为“我国判决在新加坡的承认与执行”的发言。朱老师主要探讨了新加坡承认与执行中国法院判决、民事调解书的两个案例,研究了我国法院判决要在新加坡得到承认与执行所需的条件和程序。朱老师首先指出,新加坡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基本法律框架有三个要素,包括判例法上的重新审理程序(基本制度)、制定法上的登记程序(特别机制)和海牙《法院选择协议公约》(最新发展)。重新审理程序的特征之一是新加坡将外国判决看作“准合同”。在该程序机制下,当事人必须在新加坡重新提起诉讼,诉讼中合法有效的外国判决成为判断当事人债权债务关系的依据,法院再根据外国判决作出一个新的判决,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获得承认与执行的仍是新加坡判决,而不是外国判决。当新加坡判决和外国判决内容一致,就间接地承认和执行了外国法院的判决。

 

       连俊雅(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连俊雅作了主题为“‘一带一路’倡议下跨国民商事司法救助合作问题研究”的发言。连俊雅首先从跨国民商事司法救助的国内法规定、跨国民商事司法救助的国际法规制两个角度对跨国民商事司法救助合作的现状进行了介绍;其次,连俊雅指出了跨国民商事司法救助合作所面临的挑战。最后,连俊雅提出了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民商事司法救助合作的建议,具体包括:统一司法救助相关用语和增加跨国民商事法律援助内容、细化双边协议中跨国民商事司法救助的规定和促进多边条约的签订、积极考虑加入《国际司法救助公约》。

 

       王立武(山东政法学院教授)点评:

 

       王立武教授认为,刘益灯教授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进行研究,研究背景宏大,选题新颖,提出的建议也比较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思想在实践中的贯彻;邹淑环副教授的报告涉及内容较广泛;博士生连俊雅的讲解主要涉及司法救助的对象,根据司法救助的内容进行分别规定,法人是否应当规定司法救助,应当考虑具体的情形。

 

       邓杰(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点评:

 

       邓杰教授认为,于志宏教授的文章指出2008年两地之间签订的《安排》,自生效以来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文章参考香港法律以及两地之间的实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建议。邓杰教授认为,朱磊老师的文章深入分析了我国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方面的互惠原则,指出我国法院正在逐步放弃以往保守的互惠标准,这对我国促进判决的跨国承认与执行具有很大的意义。

 

 

       二、主题:中国与海牙国际私法会议

 

       地点:洪山宾馆B层六号会议室

 

       时间:16:00 – 17:45

 

       主持人:宋晓(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持人宋晓教授介绍了本会场议程的主题和发言嘉宾、点评嘉宾的身份,宣布议程开始。

 

       齐湘泉(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齐湘泉教授作了主题为 “中国是否应加入海牙《关于经由中间人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的考察”的发言。齐教授认为,对于证券可主张两种权利,即证券本身的权利和证券所承载的权利,各国立法基于物之所在地原则适用证券所在地法。但是,该公约对于证券的法律适用有两个规定,其一是该公约第4条第1款规定了适用证券当事人合意选择的法律,其二是若当事人没有选择,则适用证券公司营业地法。这条规则和各国的法律相抵触,所以加入国很少。齐湘泉教授认为中国不应该加入该公约。原因是,其一,该公约与我国对涉外民事关系的界定差别很大。其二,该公约与中国现行立法不吻合。其三,该公约用词晦涩,文字表达不严谨。其四,该公约是按照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来制定的,而我国是按照大陆法系法律为蓝本制定的法律适用法。

 

       陆珊菁(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陆珊菁律师作了主题为“海牙公约与儿童抚养判决的国家间承认与执行”的发言。陆律师以其处理的一场涉外离婚案件为例,提出思考:我国是否有可能在执行关于儿童抚养费的跨国判决方面有所突破。陆律师提出儿童抚养判决执行仍然面临着困境,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当事人寻求跨国间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动机不强。第二,当事人寻求跨国间判决的费用高昂。第三,即使判决得到承认与执行,通常也是分期支付,当事人担心后期费用得不到支付。此外,陆律师以今年6月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签署的《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承认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为例,介绍了我国在履行关于儿童抚养费的跨国判决方面的突破与发展。

 

       张小雨(国家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部馆员):张小雨博士作了主题为“论跨境诱拐儿童纠纷与儿童监护纠纷的调解”的发言。张博士提出了跨境诱拐儿童纠纷解决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监护权的冲突,各国国内法之间的冲突以及判决的域外执行等。在谈到利用调解解决跨境诱拐儿童纠纷时,张博士提出调解的方式具有以下优势:解决监护权的冲突,可有效预防二次诱拐行为的发生,有助于父母相互理解,尽快恢复父母和儿童的生活秩序等。最后,张博士认为,在纠纷调解过程中,应遵循自愿、中立与公正、保密等一般调解原则和多种调解并用、双语言双文化和优先考虑儿童利益等特殊调解原则。

 

       薛童(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薛童老师作了主题为“双边条约中的判决承认执行制度——回顾与反思”的发言。薛童老师提出两个问题:双边条约是否是合适的建立判决承认与执行机制的手段,以及双边条约里有很多判决承认与执行的条文,它们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内核,是否可以为制定司法解释或者参与谈判提供参考。薛老师认为双边条约的承认存在着“囚徒困境”,没有国家愿意首先承认。解决方式有二,即单边开放和通过缔结条约来消除不确定性以实现最优待遇。选择适合我国的判决承认执行机制,应当考虑我国承认执行外国判决的动机和立场。薛童老师认为,单边开放本国执行外国判决是扩大本国判决承认执行的最优选项,次优选项是加入国际公约体系,双边条约是最劣选择,只有在差别对待外国时,才是有意义的。如果继续选择双边机制,则需要以判决流动规模为导向择适当的缔约国。

 

       任宪龙(盐城师范学院法政学院讲师):任宪龙老师作了题为“商船上私营海上武装保安违法行为对保单效力的影响——以英国海上保险法为基准”的发言。首先,任宪龙老师提出,船上使用私营海上武装保安可能主要会产生三种违法行为,即非法持有武器、非法射杀海盗或渔民和篡夺船长的权力。这些违法行为可能会影响到船东(即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海上保险合同(保单)的效力。接着,任宪龙老师提出,船上使用私营海上武装保安后,因私营海上武装保安的违法行为导致保单无效或不可执行实属难以防范和控制的问题,这要求船东应勤勉尽责地选择富有声望的私营海上保安公司和素质高的私营海上武装保安,应选择已加入海上保安行业协会和通过ISO PAS 28007认证的私营海上保安公司,这样才可能有效避免私营海上武装保安在海上航行中实施违法行为而影响到保单的效力。

 

       五位发言人发言结束之后,山东大学许庆坤教授和外交学院许军珂教授对发言人的报告做了点评。许庆坤教授评议认为,齐湘泉教授对中国应是否加入海牙《关于经由中间人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进行考察,考察非常全面。薛老师的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关于我国缔结的双边条约中判决承认与执行情况究竟如何,在实践中的研究较少,所以这篇文章使人眼前一亮。任宪龙老师使用了假想的案例,但是这会和事实存在一定的差异。许军珂教授点评了陆律师和张博士的报告。关于陆律师的文章,许教授提出,关于海牙公约与儿童抚养判决的公约有三个,前两个公约,有二十多个国家加入,但是我国没有加入,日后可多关注这些公约在签署国间的执行情况如何以及我国为什么不加入这样的公约。张小雨博士谈到跨境诱拐儿童纠纷与儿童监护纠纷的调解的问题,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这个调解的结果的性质是怎样的,是否和商事调解的结果一样,这种情况在我国被认为是一个新的协议,但是在家事领域其调解结果的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

 

 

分组讨论第三小组

 

 

       一、主题:“一带一路”与中国仲裁制度创新

 

       地点:洪山宾馆B层七号会议室

 

       时间:2017年9月22日14:00—15:30

 

       主持人:卢松(外交学院教授)

 

       石现明(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石教授以“‘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程序制度的国际化”为题作出发言。石教授指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实施以及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发展和国际贸易投资活动的增加,必将产生大量的国际商事仲裁争议,国际商事仲裁是解决这些争议的最佳方法,中国涉外商事仲裁同时面临着机遇与挑战。由于国际商事仲裁本身性质使然,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制度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化倾向,而相比之下,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程序制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许多方面与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渐行渐远。中国涉外商事仲裁程序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仲裁程序诉讼化,程序法律适用机械化,仲裁程序管理行政化,正当程序要求虚拟化。关于我国涉外商事仲裁程序制度的国际化建构,石教授提出了几点建议:一是确立仲裁程序当事人意思自治,消除仲裁程序的诉讼化;二是强化仲裁庭的程序决定权,淡化仲裁机构的管理职能;三是明确仲裁员的程序义务,保障仲裁程序的公平公正。

 

       傅攀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攀峰博士以“法国商事仲裁的二元立法模式及其启示”为题,对法国商事仲裁立法模式进行了介绍。首先,傅攀峰博士详细阐述了对立法模式研究的必要性。其次,傅攀峰博士对法国商事仲裁的二元立法模式进行了介绍。最后,傅攀峰博士通过对法国商事仲裁的二元立法模式的介绍对我国仲裁法的订立提出了意见,一是确立清晰的二元立法模式。二是在“国际性”的认定上,可以结合示范法和法国立法,营业地标准优先适用,经济标准发挥纠偏的作用。

 

       张超汉(西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讲师):张超汉老师以“我国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制度的意义及路径”为题做了发言。张老师首先介绍了临时仲裁在我国的现状,认为我国立法和实践的矛盾导致我国应适时建立自贸区临时仲裁制度。关于建立自贸区临时仲裁制度的思路,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一步到位”式直接引入,二是“局部试点”式特别授权,三是“暂停适用”式双轨并进,但前两种模式不具有可行性。其次,张老师分析了《横琴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时仲裁规则》的本文,认为该规则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体两翼”仲裁体系:司法机构和仲裁机构适时适度介入争议的解决过程,作为临时仲裁的积极协助、必要补充和有效制约。最后,张老师总结到,机构介入对临时仲裁的协助、补充和制约功能,以及机构介入有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机构介入的方式、限度、影响等,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不过《横琴自贸区仲裁规则》在制度层面规定了临时仲裁,会倒逼机构仲裁改革,推动我国仲裁体系完善。

 

       刘素(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博士生刘素以“一带一路”战略下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完善”为题进行了发言。首先,刘素阐述了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并对其优势进行了分析。其次,刘素指明了我国商事仲裁目前存在的四点缺陷:其一,商事仲裁定为不准确;其二,仲裁诉讼化明显;其三临时仲裁制度规范缺失;其四,与网上仲裁制度不符。最后,刘素提出了四点完善建议:第一,精准定位仲裁机构性质;第二,加强意思自治;第三,开展自贸区试点;第四,发展网上仲裁制度。其视角宏观大气,指出了我国商事仲裁目前面临的不足,具有理论研究价值。

 

       王睿(复旦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睿作了题为“《<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在我国的认定”的发言。他以《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为考察视角,对《纽约公约》在我国的司法实践进行了研究。他指出,通过研读最高法院复函案件和典型地方法院案件,可以发现我国法院普遍将《纽约公约》规定的“适当通知”直接转化为认定是否在仲裁程序中完成了送达。但是通过运用条约解释方法,在考察了条约文本本身、条约起草背景和准备工作材料、嗣后文件后,可以发现《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乙)项的本意是为了保障当事人在案件中的程序性权利,表达意见和抗辩的权利,我国法院的司法实践对此似乎有所背离,我国法院在今后的实践中应当回归公约的本意从而坚持《纽约公约》所秉承的支持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的立场。

 

       王克玉(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点评:

 

       王克玉教授认为程序制度是涉外商事仲裁国家化的关键问题。石现明教授的发言深入比较了国内、外商事仲裁程序制度的差异。中国涉外商事仲裁规则的国际化同样也包括中国相关规则对世界的影响。王克玉教授认为,研究法国商事仲裁的二元立法模式很有现实意义,可以通过双轨制甚至多轨制立法为当事人提供多元服务;王克玉教授指出,临时仲裁制度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张超汉老师的论文阐述了临时仲裁的优势以及给我们的启示,对临时仲裁的适用范围、主体、领域,以及对其的监督和管理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刘素博士的论文研究很宏观,可以围绕仲裁机构的性质、仲裁机构权力边界的界限等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研究;王克玉教授认为王睿同学的论文研究很深入,可以进一步思考以何种法律来判定法律适用是否符合“正当程序”,例如仲裁地法律、法院地法律或受送达人所在地法律等。

 

       丁颖(北京邮电大学教授)点评:

 

       丁颖教授认为石现明教授的论文论述很全面,并就《仲裁法》关于正当程序的规定和要求的落实情况进行了讨论;傅攀峰老师对法国商事仲裁二元立法模式的研究对我国立法有很大的启示。对于张超汉老师的发言,丁颖教授赞同现阶段应发展机构介入下的临时仲裁,由常设仲裁机构对仲裁庭予以协助和支持。丁颖教授认为可以对仲裁机构介入临时仲裁的程度和条件进行研究,注意把握平衡。对于博士生刘素的发言,丁颖教授认为虽然《仲裁法》未明确规定网上仲裁协议的合法性问题,但可以结合《合同法》、《电子签名法》以及《仲裁法》司法解释等对合同书面形式进行认定。丁颖教授认为王睿同学的论文结合司法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可以更加深入探究“正当程序”的含义和要求。

 

 

       二、主题:青年国际私法学者论坛

 

       地点:洪山宾馆B层七号会议室

 

       时间:2017年9月22日15:45—17:30

 

       主持人:卢松(外交学院教授)

 

       王徽(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博士生王徽以“国际商事仲裁’软法’之治的多维思考”为题进行了发言。首先,王徽提出,与“硬法”一样,“软法”也是仲裁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强调了仲裁“软法”在实践中的指引作用,认为非国家间成立的程序性文本有不亚于条约的重要作用。王徽认为仲裁“软法”并非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与仲裁制度同时存在和发展的,涵盖仲裁统一法、仲裁证据、仲裁职业伦理、仲裁程序管理等多个领域。其次,王徽发现我国存在仲裁“软法”种类有限,实践中较少适用“软法”的现象,这与我国仲裁行业自治能力尚未完全显现、部分仲裁工作者缺乏“软法”意识、部分国际仲裁“软法”不兼容,以及部分仲裁“软法”缺乏上位仲裁“硬法”支撑有关。最后,王徽呼吁,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建设之契机,我国加快仲裁行业共同体建设、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仲裁“软法”的制定、加强仲裁“软法”的研究与推广,将仲裁“软法”作为沿路国家相互交流的联系和纽带。

 

       姜东(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博士生姜东以“一带一路与中国仲裁制度创新”为题进行了发言。姜东首先简要介绍了中国中国仲裁制度的现状,认为当前的重点问题在于保证仲裁的效率。因此需要在保证仲裁效率价值的前提下,完善和创新我国的仲裁制度。基于仲裁的意思自治特性,要扩大当事人意思自治范围。基于这一理念,姜东认为一方面要扩大可仲裁性范围,对于侵权纠纷不应排斥仲裁;另一方面要赋予当事人对仲裁庭组成异议的权利。姜东还介绍了阿联酋、法国、新加坡等国家对仲裁的司法监督模式,以期为我国相关规则的设计提供借鉴及参考。最后,姜东针对我国提出了几点建议,认为我国应扩大申请人的异议权,保证仲裁机构采取仲裁措施的权利,特别是财产保全和管辖权异议的权利,同时应保证仲裁裁决得到较好地承认和执行。

 

       马骁潇(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办案秘书):马骁潇女士以《合并仲裁问题比较研究》为题作了发言。首先,她谈到合并仲裁具有避免矛盾裁决产生、节约仲裁成本、有效解决时效问题等优势,同时存在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冲突、与仲裁保密性原则冲突、对仲裁庭权力产生冲击等劣势。其次,马骁潇女士阐述了中外合并仲裁的立法与实践。最后,马骁潇女士提出了对合并仲裁制度的思考与论述。

 

       濮云涛(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博士生濮云涛作了题为“商事仲裁时效研究”的主题发言。他指出,在“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我国《民法总则》等立法在商事仲裁时效方面不能完全适应我国商事仲裁实践的需求。我国仲裁实践表明,当事人、仲裁庭和法院对于仲裁时效的运用有不同的特点。法的价值方面,商事仲裁时效注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优先,以公共秩序保留为后盾。立法方面,应当允许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约定仲裁时效期间。仲裁庭方面,仲裁庭可以依据不同法律对国际商事仲裁时效进行识别;当事人意思自治优于实体问题准据法的规定。司法方面,法院在审理与仲裁时效有关的撤销仲裁裁决诉讼时,应当正确对待隐瞒证据、枉法裁决、违反公共利益等仲裁裁决的撤销事由。

 

       鲁洋(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博士生鲁洋以“‘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风险防范——以法律适用为视角”为题,就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防范国际商事仲裁法律风险,作出了极富实践意义的报告。首先,鲁洋提出随着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增加,商事仲裁这种争议解决方式越来越受到青睐。其次,他以法律适用为视角,分析了签约前如何防范法律风险。他阐释了仲裁地、仲裁规则等对企业选择仲裁程序的重要性,认为应当综合考虑选择理想的仲裁程序。为解决双方选择的仲裁程序的冲突,鲁洋认为一是要加强双方的谈判能力,尽量选择双赢方案,二是双方要确定在签约前应根据不同程序性和实体性关切的加权排序确定最优、次优、再次优的理想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并通过谈判尽量将于己有利的仲裁地、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规则)和实体法律约定在合同中。最后,鲁洋提出要重视程序规范与实体法律的互动与影响。由于裁决承认与执行可适用的法律主要是《纽约公约》以及承认与执行地国的相关国内法,所以交易主体在签约前应对可预见的承认与执行地国缔结和适用《纽约公约》的 情况以及相关国内法的规定予以充分了解和风险评估。

 

       尹力(宁波大学副教授)点评:

 

       尹力副教授认为王徽关于国际商事仲裁“软法”之治的多维思考的发言非常全面,并且指出自己对于软法的表现形式多样、数量巨大情况下,应当如何制定选定标准提出思考。姜东提出了多项仲裁制度的创新,对于仲裁面临的新机遇做了阐释,具有研究价值。

 

       马明飞(大连海事大学副教授)点评:

 

       马明飞副教授认为马骁潇对于合并仲裁研究的选题具有实践意义,其观点清晰,采取了比较研究的方法,极具说服力。濮云涛在仔细分析多达二十个案例的基础上提出的理论研究是其一大亮点,论据充分,并且观点清晰。鲁洋对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商事仲裁的风险防范——以法律适用为视角的论题非常贴近实际,其论题限定在法律适用和对策研究,对于其究竟面临哪些风险可以进一步明确。

 

 

2017年9月23日上午  湖北·武汉

分组讨论第一小组

 

 

       一、主题:当代国际私法的理论与实践

 

       地点:洪山宾馆洪山厅

 

       时间:8:30-10:00

 

       主持人:丁伟(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黄进(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教授):黄进校长作了题为“2016年中国国际私法实践述评”的主题发言,其发言主要包括三部分。第一,简要介绍实践述评的概况。中国国际私法实践述评已进行了16年,主要包括三部分,分别是最近一年我国在立法及司法解释等方面的新发展、法律适用情况的系统分析以及国际私法具体问题的分析探讨。第二,关于学术研究的看法。现阶段国际私法学术研究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通过学习与研究前人理论进而形成新的思想,二是通过研究司法实践来提升自己。黄进校长指出学术研究不能仅从理论上进行推导、判断,更应将该推导判断带到实践中予以检验。第三,肯定过去几年我国学界对外国法查明机制的关注。外国法查明是一种新的实践,该实践得到了我国法院的认可,对辅助司法机关审判案件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我国“一带一路”的建设亦应当关注外国法查明这一问题。

 

       宋连斌(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宋连斌教授作了题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4条的司法应用——基于48份公开裁判文书的分析”的主题发言,其发言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宋连斌教授指出在涉外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法院的裁判思路和裁判规则并不统一。第二,《法律适用法》第24条与不动产物权冲突规则的适用。宋连斌教授认为涉外夫妻不动产物权应当适用《法律适用法》第24条,因为夫妻财产是一般性财产的特殊情况,其具有身份的特殊性,因此,应当与一般性财产区别对待。

 

       孙长刚(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作人):孙长刚律师作了题为“涉外家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互惠原则实务与思考”的主题发言。孙长刚律师首先指出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已经成为实务难题,我国加入《法院选择协议公约》为其注入新动力。接着,孙长刚律师指出在适用互惠原则承认外国判决时,互惠关系的证明是一个难题,因此我国在立法与实务中应对互惠原则进行区别对待,在不违反我国公序良俗原则的情况下尽可能对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给予互惠。最后,孙长刚律师明确指出由于涉外家事判决涉及婚姻关系成立与解除、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多个方面,中国应当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该类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同时指出,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可依照民事诉讼法及国际民商事条约中的互惠原则予以处理,也可以借鉴外国如加拿大所采取的分离处理法。

 

       孙誉清(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博士生孙誉清作了题为“国际航运纠纷中法律适用问题的实证研究”的主题发言。孙誉清的发言立足250个国际航运领域案件,指出我国在适用外国法律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一般规定与特殊规定的关系处理不当、直接援引司法解释的法律适用规则、错误适用强制性规定、不恰当地引用确定管辖权的规则作为确定准据法的依据、同时引用不同法律的法律适用规则、不恰当援引原则性规定确定准据法等突出问题。第二,在选法流程中,以模糊名称代指特定法律的名称、民事案由适用不当、外国法无法查明的标准模糊不清、未说明引用的法律依据、最密切联系法律的确定方法不当等问题尤为严重。第三,在国际条约的适用方面,我国各级法院对于条约地位的理解存在较大差异。而以上问题集中在合同案件、侵权案件中,且法官常以惯常思维来选择适用的准据法。对此,孙誉清指出可以引用系统学科里面的过程控制法,从裁判文书这一环节进行有效干预。

 

       五位老师发言后,华东政法大学袁发强教授首先对五位老师的发言进行了点评。袁发强教授对实证分析提出了相关思考,指出抽取的案例是否具有代表性对于结论的正确性和可引用性有较大影响,抽样标准是实证分析的核心,因此在案件选样上需加强选样标准的描述。随后,暨南大学李健男教授针对互惠原则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认为互惠原则的报复性倾向导致互惠原则在判决承认与执行实践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境,解决这种倾向有利于促进互惠原则的发展。

 

 

       二、主题:域外国际私法的新发展

 

       地点:洪山宾馆洪山厅

 

       时间:10:15-12:00

 

       主持人:刘仁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

 

       吴光平(台湾开南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吴光平副教授作了题为“侵权行为准据法发展新趋势与比较国际私法——韩国、日本与海峡两岸新国际私法之侵权行为准据法”的主题发言。吴光平副教授指出侵权行为准据法的立法新趋势包括侵权行为准据法选择的弹性化、主观主义的兴起、侵权行为的类型化和保护原则的落实。随后,吴光平副教授依次对韩国、日本与海峡两岸法律适用法中规定的侵权行为准据法进行了评析并对其侵权行为准据法的选法方法、主观主义、类型化以及对弱势侵权行为被害人的保护进行了比较。

 

       许凯(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教授):许凯副教授作了题为“论美国国际私法中的惩罚性赔偿”的主题发言。许凯副教授介绍了美国国内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冲突、美国惩罚性赔偿法律冲突的宪法限制、挑选法院与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的法律选择规则以及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他建议我国柔性化处理挑选法院现象,调整现行的双重可诉规则,适当利用分割方法处理涉外产品责任中的惩罚性赔偿,对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采用两分法,并建立惩罚性赔偿金额确定的一般标准。

 

       司文(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助理研究员):司文博士作了题为“‘预先弃权’规则在美国法院的适用及启示”的主题发言,其发言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介绍了“预先弃权”规则在美国法院的历史沿革。第二,“预先弃权”规则的适用标准。司文博士通过对相关案例进行分析,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阶段等方面论述了“预先弃权”规则的适用标准,并指出该规则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和法律选择条款相互独立的两个判断标准。第三,“预先弃权”规则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兼容性。司文女士主要讨论了该规则和《纽约公约》以及《法院选择协议公约》之间的兼容性,认为该规则是《纽约公约》中的“公共政策”具体化的表现,亦是美国在《法院选择协议公约》范围外要适用的审查法院选择协议执行效力的规则。第四,“预先弃权”规则适用的评价及启示。司文博士认为“预先弃权”规则是美国法院地主义和“法律自信”的体现,其抑谦性援引体现了美国法院支持仲裁的态度,是美国公共政策的具体化和推行工具。

 

       刘琳(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刘琳老师作了题为“被盗文物跨国流转所有权争议法律适用规则探讨”的主题发言,其发言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被盗文物的灰色跨国流转链。刘琳老师主要通过介绍福建村民追索章公祖师肉身像一案,指出被盗文物的跨国流转的主要环节,明确拍卖行是重要的中间环节,私人收藏者和博物馆是流转链的末端。第二,介绍了两个相关国际条约,并分别论述分析两个条约的不足。第三,传统的物权争议法律适用规范及其修正。刘琳老师指出在被盗跨国流转所有权争议中不可机械地适用“物之所在地法”这一原则,而应在扬弃既有规则的前提下形成一套更具灵活性和综合性考量的法律适用方法,从而平衡各方主体间的利益,妥善解决相关纠纷。第四,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相关立法。鉴于从冲突法角度来统一法律选择方法要比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被盗文物流转的实体法规则难度小许多,且为文物买卖行为提供稳定的法律预期,刘琳老师指出应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探讨解决该问题的方法。随后,其列举了比利时的相关规定,并提出我国法律的相关完善建议。

 

       四位老师发言完后,中山大学罗剑雯教授肯定了吴光平副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同时建议吴光平副教授对东亚的司法实践尤其是指导性案例进行更多研究。接着,湖南师范大学欧福永教授对徐凯副教授和司文女士的发言进行了点评。欧福永教授肯定了徐凯副教授研究的意义,同时提出两方面建议:第一,应当在司法解释与适用法两方面提出建议;第二,应查找一些新的案例作为支撑。同时,欧福永教授亦肯定对司文博士及刘琳老师的发言,并提出修改建议。

 

 

分组讨论第二小组

 

 

       一、主题:区际私法的理论与实践

 

       地点:洪山宾馆B层六号会议室

 

       时间:8:30-10:00

 

       主持人:涂广建(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江保国(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教授):江保国副教授作了题为“从实践理性到理性实践:涉外港澳台民商事送达中的非正式制度研究”的报告。他认为,涉港澳台送达问题的实践特征是成功率低、周期长,最高院作为送达规则的制定主体和承担主体对非正式送达存在实际需要。与此同时,内地法院已经在实践中形成了当事人送达、邮寄送达、区域委托送达、在场送达(偶遇送达)等多元化送达方式,正由非正式制度逐渐过渡到正式制度的过程之中。基于以上事实,他主张涉港澳台送达应采用复合模式,并认为最高院有必要制定有关送达的规范性文件,以及应当适时开放区际委托送达三级窗口。

 

       张美榕(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美榕副教授作了题为“Developments of Inter-regional Conflict of Laws within China”的报告。她的报告主要包括我国区际冲突的内容、民商事司法协助的区际成就、区际法律冲突中的挑战与启示三个方面,并着重阐述了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她认为,一国两制的背景下,我国作为一个多法域国家势必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区际法律冲突中的属人连结点具有不同的内涵,对公共秩序的内容也存在不同理解,从而应当平衡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两个方面。于此情形下,她认为我国应有选择地借鉴海牙国际私法条约的内容,且我国区际司法协助的立法和实践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加入海牙国际私法条约的依据。

 

       王改琴(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王改琴老师作了题为“中国区际民事司法协助模式选择”的报告。她认为,我国作为多法域的国家,各法域间的民事司法协助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差异。而且,我国不存在统一的终审法院,法域之间司法协助存在诸多困境,有如立法存在缺失与不足、立法层次较低;法域之间立法的不协调,审判实践滞后;法域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在此基础上,她认为有必要选择或确立一个合适的模式,采取“两条线索分步走”,最终推动区际司法协助的统一。

 

       王红燕(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助教):王红燕老师作了题为“内地与香港协议管辖制度比较研究及<内港判决安排>的完善”的报告。她认为,管辖权冲突是内地和香港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内港判决安排》的完善最有效的方法是比较研究内地和香港的协议管辖制度。实践情形是,在形式有效性方面,香港法院的要求相对宽松,内地法院则较为严格;在实质有效性(管辖协议的准据法)方面,主要采用意思自治原则、被选法院地法原则和尽量使其有效的立场;在管辖协议的效力方面,应当结合香港和内地法院对当事人协议管辖案件的实践做法。此外,她主张内地和香港法院都应尊重专属性管辖协议,对非专属性管辖协议可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

 

       彭幸(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彭幸作了题为“论既判力对涉外民事管辖权积极冲突的协调”的报告。她认为,涉外民事管辖权积极冲突造成了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诸多困境,各国采用了先系属优先原则、不方便法院原则、禁诉令等不同方式来协调冲突。但是,它们大多注重于同时进行的平行诉讼,未能解决生效判决作出后的重复诉讼问题。从既判力的角度看,可以通过“区间划分”来审视整个诉讼程序中不同阶段的既判力对它国司法管辖权的影响,进而以民事判决的既判力理论协调民事管辖权冲突,尤其是在“既判力标准时”和 “判决得到承认”两个时间节点之间,可以既判力的效力缓和管辖权冲突。

 

       五位报告人发言过后,香港大学顾维遐副教授首先作了精彩的点评,他认为江保国副教授的文章立意很新,但送达的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涉及法理学问题,这一点应当予以重视;张美榕副教授的论文角度很全面,但应当注意到两岸四地对公共政策的不同表述;王改琴老师的文章立意不落俗套,但出台统一的区际法在实践操作上的可能性很小。随后,安徽大学汪金兰教授作了简要点评,她认为王红燕老师的文章层次清晰,但目前协议管辖基本是借鉴仲裁协议的规定,对“书面形式”的理解存在差异。

 

       二、主题:国际投资仲裁的新发展

 

       地点:洪山宾馆B层六号会议室

 

       时间:10:15-12:00

 

       主持人:杨松(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

 

       漆彤(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漆彤教授作了题为“中国区际民事司法协助模式选择”的报告。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解决不是短期内重点发展的争议,民商事争议领域的机制创新,政府发挥的空间相对有限。深圳国际仲裁院去年引入了投资仲裁,但可能存在案源不足的问题。投资仲裁领域很有潜力,最近正面临深刻的改革,以往的投资仲裁目前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就我国而言,应当从更宏观的角度,借鉴欧盟模式,加入中国元素,培养出自己的仲裁员,才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曹兴国(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曹兴国博士作了题为“国际投资仲裁制度变革中的中国表达”的报告。他认为,因商事仲裁机制在国际投资领域的不适用性,以及现有投资仲裁机制在利益导向上的失衡,国际投资仲裁制度正经历着一场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变革。中国作为目前国际投资领域主要参与国之一,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变革不仅是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增加制度性国际话语权的良好契机,我国也不能再像以往一样处于被动的地位,相应的应当基于投资输入国与投资输出国并重的双重身份,在肯定投资仲裁存在价值的基础上,以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的平衡化构建和投资仲裁法律人才的培养、输出为基本立场,着重从双边投资协定下投资仲裁条款的系统完善以及多边、区域投资仲裁机制的创新构建两方面入手,积极参与变革进程,发出中国声音,表达中国利益。

 

       张建(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张建作了题为“ICSID投资仲裁裁决的撤销问题”的报告。他认为,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体系下的仲裁裁决撤销程序,是对仲裁庭程序错误加以审查,并据以确保仲裁当事人程序权利的重要机制,《华盛顿公约》第52条第1款确立了撤销ICSID裁决的五项事由。投资仲裁实践的不断发展使各项撤销理由日渐具体化,也使专门委员会的审查范围愈加明确。因此,有必要从投资仲裁争端解决的主要功能方面分析,而且应平衡维系裁决终局性、仲裁高效性与程序公正性等多重价值,避免将撤销程序与上诉程序相混淆。

 

       张炳南(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张炳南作了题为“岔路口条款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投资协定中的适用”的报告。在具体的实证分析基础上,他认为在现行有效的56份双边协定中,有32个国家规定了岔路口条款,整体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ICSID仲裁庭对岔路口条款的解读正在发生着从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的转变,由以往的“三重相同”标准转向“根本依据”标准。就现阶段而言,岔路口条款问题或许对于作为投资者身份的我国对未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但中国作为海外投资者和投资东道国的双重身份迫切要求双边投资协定的更新换代。岔路口条款的修改模式应以中国与加拿大的投资协定中的规定为蓝本,逐步推行“禁止掉头”条款的制度模型,以期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优质的法律支持。

 

       五位老师发言过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宋锡祥教授作了详细的点评,他认为漆彤教授的报告角度很广,但对是否能通过最高院的相关解释来确认调解协议的协力存在疑问;对于曹兴国博士的报告,他认为美国虽然退出了TPP,但TPP标准仍然是值得借鉴的未来范本;就博士研究生张建的报告而言,他具体地补充了中国仲裁裁决撤销的相关问题,也提出了自己对ICSID投资仲裁裁决撤销问题的看法。之后,浙江理工大学李建忠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漆彤教授的报告非常全面,但他认为在最高院民四庭的基础上设立国际商事法庭的可能性很小。

 

 

分组讨论第三小组

 

 

       一、主题:青年国际私法论坛

 

       地点:洪山宾馆B层七号会议室

 

       时间:8:30-10:00

 

       主持人:杜焕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溪瑨(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博士生张溪瑨作了题为“我国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之实证研究”的主题发言。张溪瑨认为,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已经成为国际私法领域研究的重点。通过对我国法院援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所做的93份有效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表明,涉外侵权案件呈逐年递增的趋势。同时,涉外一般侵权法律适用有着如下特点:一般侵权法律适用规则的扩大化适用;裁判文书说理不充分,法律推理过程错误。

 

       杨育文(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次会议,博士生杨育文发表了题为“论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的惯常居所制度—兼论中国的惯常的居所制度之简历”的文章。杨育文先对间接的惯常居所管辖权文本规范进行比较法分析,认为中国现有的惯常居所地制度与通常意义上的惯常居所存在差异。最后提出我国立法或司法机关至少应当在涉外民事诉讼中引入惯常居所制度,并借鉴《民法总则》的实施机会统一经常居所制度。

 

       贺增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贺增磊提交了题为“百年回望:1918年《法律适用条例》的背景、实施和延续”的文章。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条例的背景;第二部分是条例的实施状况,主要介绍了实施状况不佳的原因;第三部分是《条例》与《法律适用法》的关系,主要介绍了《法律适用法》从1918年到2010年的立法结构变化,在内容上同样有一定的演变,最后部分是关于《条例》对后续国际私法的影响。

 

       何叶华(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博士生何叶华作了题为“美国域外反垄断中的国际礼让原则”的发言。何叶华分别从美国维生素C案及其国际礼让问题、反垄断领域国际礼让之界定、国际礼让原则在美国判例中的张弛轨迹、维生素C案中真实冲突之认定进行阐述。何叶华认为,作为一种单边主义方法并且内容具有包容性的国际礼让原则,在反垄断法领域对权衡相互冲突的内外国利益具有重要的作用。

 

       彭奕(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点评:

 

       彭奕副教授认为张溪瑨博士的题目很有加之,文章所用的案例也较为全面,分析得比较清楚。但是对于在特别侵权制度上没有意思自治这一立法设计,彭副教授建议要进一步探讨是立法者有意为之还是立法缺陷。

 

       彭奕副教授认为杨育文博士的论文题目清晰,行文结构也很有逻辑。但也存在一个问题,惯常居所是《海牙公约》中认可的连接点,目前似乎没有发展这一制度的意图,因此文章中对这一部分的解释可能没有很大意义。此外惯常居所在各个领域存在微妙差别,有没有必要规定一个普遍适用的概念,也值得商榷。

 

       王吉文(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点评:

 

       王吉文副教授认为贺增磊博士的题目很有意思,围绕《法律适用条例》,与《法律适用法》的传承关系进行了梳理,后来又提到了民法典与国际私法的  关系问题。用历史分析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比较新颖,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但是文章有一些匆忙,在一些方面没有进一步阐述,例如在《法律适用条例》和《法律适用法》的传承延续关系,这个地方应该进一步展开叙述,因为这是论文的核心部分。

 

       王吉文副教授认为何叶华博士的论文以“维C案”作为切入点来阐述国际礼让原则,探讨了是否将反垄断领域作为一个抗辩理由的问题。但是文章的思路似乎没有非常清晰。但文章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第四部分的题目似乎有些过于突兀,容易引起误解,标题题目值得商榷。其次,在案例分析中,需要对国际礼让原则和“维C案”进行一下承接,可以顺利进入第四部分。

 

       杜焕芳教授也补充了相关建议。杜教授希望青年学者们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兴趣,对于贺增磊博士的文章中关于国际私法典的观点,最高法院最新的消息是已经在组织编纂,对于张溪瑨博士的文章关于商事侵权的部分希望张同学对于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进行完善,对于杨育文博士的文章关于管辖权与礼让之间的关系可以加以考虑。

 

       二、主题:青年国际私法论坛

 

       地点:洪山宾馆B层七号会议室

 

       时间:10:15-12:00

 

       主持人:袁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邢望望(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博士生邢望望发表了题为“国际、欧盟、北欧视阀下的丹麦国际私法之演进”的主题演讲。邢望望首先介绍了北欧法系与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联系和区别;其次,邢望望认为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为分界点,丹麦对于欧盟成立的态度有所区别,另外还介绍了丹麦加入的部分国际私法公约,最终探讨了丹麦国际私法法典化的可能性。

 

       佟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研究生):本次会议,博士生佟尧发表了题为“China’s Positions on the Hague Principles on Choic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ontracts”的文章。佟尧先介绍了《海牙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选择原则》的制定和影响,再将其与中国国际私法进行比较及评析,最后提出其在中国的实践展望。认为中国应当有选择地借鉴原则中较为先进的制度设计,并不断使之本土化,从而弥补立法空白,进一步扩大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适用范围。

 

       许志华(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博士生许志华作了题为“批判与重构:我国商事仲裁已决事实效的定位”的发言。许志华针对定位冲突,从预决力、既判力、法定证明效及自我冲突、仲裁冲突进行论述。针对定位批判,从概念、理论、逻辑、效率四方面进行论证。并对仲裁的独立、意思自治、证明责任、救济机制进行了反思。针对定位重构,许博士从效力定位、适用裁决、适用范围、作用方式提出了详细的见解。

 

       王洪根(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次会议,博士生王洪根发表了题为“跨国代孕法定父母身份承认中的公共秩序”的文章。王洪根先对跨国代孕中公共秩序的的具体内涵进行介绍,再对公共秩序在跨国代孕法定父母身份承认中的法律适用进行比较法分析,最后提出在跨国代孕法定父母身份承认中应当将儿童最佳利益作为首要考虑并限制公共秩序的适用。

 

       祁壮(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博士生祁壮作了题为“国际商事调解和解协议执行力初探”的主题发言。祁壮分别从发展国际商事调解制度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国际商事调解和解协议效力的理论分析、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和解协议的执行现状进行了阐述。最后对如何构建我国国际商事调解和解协议执行保障机制的路径提供如下见解:制定统一的《商事调解法》、强化信用惩罚制度、建立和解协议的执行担保制度。

 

       李晶(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点评:

 

       李晶副教授认为许志华的文章选题视角新颖,采用数据模型的研究方法,值得大家借鉴。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建议对文章中相似概念进一步阐述,凸显问题意识。

 

       李晶副教授认为王洪根的文章关注前沿问题,采用比较分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建议文章深入界定公共秩序的内涵并进一步论述示例案件违反公共政策的原因。

 

       邹国勇(武汉大学副教授)点评:

 

       邹国勇副教授认为邢望望的文章内容翔实,材料丰富。建议润色论文题目并对文章结构进行调整。

 

       邹国勇副教授认为佟尧的论文关注国际私法的时代议题,但文章仍有进步的空间。建议润色文章标题以呼应主旨,精确相关法律英语的使用。

 

       邹国勇副教授认为祁壮的论文题目使文章主题呼之欲出,内容新颖。建议对文章部分内容进行修改,调整文章结构,介绍一些代表性国家的实施情况。  

 

 

2017年9月23日下午  湖北·武汉

 

 

 

       主题:专题研究委员会报告

 

       地点:洪山宾馆黄鹤厅

 

       时间:14:00-15:10

 

       主持人:徐国建(中国国际私法法学会副会长)

 

       费宗祎(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名誉会长):费老报告的主题是“对国际私法的重新认识”。费老的报告可以分为四部分:第一,法律适用法的法典归属之争。法律适用法作为单行法到底是应该编入民法典,还是应当整合成为一个国际私法典?这个问题一直为中国法学界所争论。费老认为,应当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法律适用法的性质不属于民法。涉外关系民事法律适用法是一个程序法,是与其他规则一起构成审理涉外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规定。国际私法典不可能把民法典的实体法规定纳入,也不可能把国际私法的程序性规定纳入民法典。第二,国际私法的作用。费老认为,国际私法是利用外国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一种国际法律合作。第三,评“国际私法消亡论”。费老认为,现在只要还有主权国家,只要法律还不统一,涉外法律适用法还会发挥作用。第四,学习研究国际私法感悟。费老回首过去三十年,总结得出:耐住寂寞,独立思考,求真唯实,自强不息。

 

       齐湘泉(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国际私法案例专题研究委员会委员):齐教授在会上作了“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国际私法案例研究委员会工作报告”。该报告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案例委员会基本情况。2016年3月2日,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做出《关于设立国际私法案例研究委员会的决定》,国际私法案例研究委员会随即成立,工作方式以公众号推送案例和评析为主。第二,上线以来工作情况。“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国际私法案例研究委员会信息交流平台”于2017年4月19日正式上线,现已推送案例十一例,每例均附案例评析或案例观察,对案例进行点评。第三,公众号版块设计。该公众号分四个版块:一是挖掘历史。国际私法的对象是涉外民事关系,要寻根溯源,找到对“涉外民事关系”的原始界定。二是把握当代。国际私法理论要结合当代案例进行研究。三是理论创新。研究国际私法案例就要发现新问题,寻找新的解决之道。四是国别案例。研究国际私法案例,就要比较研究各国相关法律。

 

       杜涛(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国际私法前沿问题专题研究委员会委员):杜教授作了“国际私法国际前沿(2016-2017)年度报告”。该报告主要分两个部分:第一,2016-2017年度工作情况。2017年5月26-27日,“‘一带一路’战略下外国法查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华南师范大学召开,会议期间,华东政法大学外国法查明中心与广州海事法院,以及上海、宁波、杭州等地的法院签署了外国法查明合作协议并已开始履行,今年已受法院委托接手十几个涉外案件的外国法查明工作,其中一个还入选了《2012-2016上海法院涉外、涉港澳台商事审判白皮书及十大典型案例》。第二,国际私法年度前沿问题介绍。杜教授主要介绍了与我国一带一路有关的前沿问题:在欧盟国际私法中,主要包括欧盟国际私法和美国冲突法的修改;英国脱欧对欧盟国际私法带来的影响;欧盟的文书送达条例的修改;欧盟法院关于国际私法典型的判例等。在美国冲突法中,主要包括美国第四次《对外关系法重述》编纂工作取得重要成果等。

 

       何其生(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国际民事诉讼专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何其生教授在会上作了“国际民事诉讼专题研究委员会年度工作汇报”。在过去一年,委员会围绕助力中国加入《海牙取消认证公约》的主题展开工作,举办了相关活动。第一是2017年4月14日到15日在上海政法学院举办的“大国司法论坛”。在论坛期间,学者就我国加入《海牙取消认证公约》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我国加入该公约提供了有利的支持。第二是专栏文章。值得指出的是,早期,关于《取消认证公约》及我国加入该公约必要性与可行性的研究,成果寥寥,而此次则产生了一些很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第三是智库性成果,委员会在过去一年通过《新华社内参》发表了简化领事认证、减少人员往来和贸易障碍的文章,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也提交了关于我国加入《取消认证公约》的函件,获得了外交部的积极回应。第四是何其生教授的《大国司法理念与国际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和刘敬东教授的《大国司法:中国国际民事诉讼制度之重构》(《法学》2016年第7期),从策略、方法和制度层面为推动中国国际民事诉讼改革提供了许多深入建议。经过三年建设,国际民事诉讼专题研究委员会已具备一定实力,有大量专家和青年才俊。希望未来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开展国际对话,介绍中国涉外法治的发展状况,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杜焕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国际私法教学专题研究委员会委员):杜教授作的是“2017年国际私法教学专题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从四个方面介绍了国际私法教学工作情况。第一,国际私法教学研究成果较少。有关国际私法教学方面的论文情况,以“国际私法教学”为主题统计,1957年至2017年60年,共53篇;以“国际私法教学”为篇名统计,共31篇;以“国际私法教学”为全文统计,共470篇,绝大多数是在相关研究中提及,专门研究并发表文章的还是比较少。第二,一类核心和二类核心课程。教育部法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今年已确定将国际公法作为一类核心课程,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作为二类核心课程。对于国际私法而言,需要通过选修课扩充学生的知识含量。第三,知识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二元融合。通过编写优秀案例和引入法律实际部门的优秀教学资源,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第四,示范课程。戴霞老师的慕课将于11月4-5日在上海政法学院举办的第四届国际私法教学研讨会上,专门安排示范教学、课程演示环节,欢迎各位师生参与。

 

       涂广建(澳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区际冲突法专题研究委员会委员):涂教授作的是“区际冲突法专题研究年度报告”。委员会去年于澳门大学法学院举办第三届专题研讨会,来自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香港大学等多名学者与实务领域的杰出律师与会。通过对会议内容进行分析,涂教授总结出以下六个重点问题:第一,域外获得证据是否必须经公正或认证。对于不属于《海牙取证公约》与《海牙取证认证公约》范畴的证据,应进行系统研究;第二,律师与当事人能否域外取证。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涉港澳台调查取证通知和2013年涉港调查取证通知似乎均表现出相对谦抑的态度,对此涂教授认为能否区分外国法律反对与否的情形,并表示期待实践证明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给出答案;第三,证据获取是否需要符合“关联性”和“必要性”标准。第四,强制性还是选择性适用上述两个公约。有权机关应采取措施优化安排以提高取证效率;第五,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通过最高人民法院、香港行政署和澳门行政法院作为联络机关。对此考虑效仿欧盟,推动三地实现直接取证;第六,应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协助区际取证。

 

       孙长刚(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律师/涉外婚姻家庭专题研究委员会委员):孙律师在会上作了“涉外婚姻家庭专题委员会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2017年的活动的情况。2017年委员会举行了两次研讨会,一次是国内的2017年5月“涉外投资性权利纠纷及其解决”的研讨会,主要讨论研究因中国内地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上市而产生的境外有价证券继承、分割、转让纠纷适用法律问题,基于财富传承目的的境外投资规划大额保单的涉外婚姻家庭纠纷问题,以及以避税为目的的境外公司架构等法律问题。另一次是与美国圣约翰大学合作在纽约举行得研讨会,会上中美专家、学者、律师以及留学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与探讨,取得了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第二,专题委员会的成果。委员会将2015年到2017年研讨会的成果汇编成册,由中国法律出版社出版成书,书名《中国涉外家事法律论丛》(第一辑),同时计划每两年汇编并出版一辑相关成果。第三,2018年的规划。2018年的规划是继续举办相关研讨活动,基于成功在境外举办研讨,委员会未来计划在欧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举办研讨会,为大家提供跨境交流机会,在此向与会代表提出邀请。

 

       佟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研究生/海事国际私法专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佟尧汇报了海事国际私法专题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情况。本年度专委会基金配合学会的各项工作,在学会领导下,举行学术交流活动,开展课题研究,编辑出版学术专著,并向有关部门提供专业的咨询建议,取得一定的工作成果:第一,专委会至2016年11月设立以来,共举办五场学术交流活动,并将有关会议论文汇编成册,完成了会议综述、会议简报编制工作,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成果报告。第二,专委会在本年度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出版相关刊物,在课题研究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在CSSCI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专委会成员所纂写的文章取得5项全国性的学术论文奖项,在成果转化方面也取得重要成果。第三,专委会的特色亮点工作包括及时创设了海事国际私法研究微信公众号,发起成立了中国海商法教育联盟,以及在专委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仲裁法学研究正式批准设立了海事仲裁研究中心。第四,在未来专委会会进一步加强海商法海事国际私法理论界的沟通交流,跟踪各国立法与实践的前沿动态,鼓励和引导成员探索学术创新。

 

 

2017年9月23日下午  湖北·武汉

 

闭幕式

 

 

       9月23日下午,由外交部和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共同举办的“国际私法全球论坛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17年年会”在武汉洪山宾馆落下帷幕。闭幕式由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郭玉军教授主持,中国国际私法学会会长黄进教授与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徐国建教授出席。

 

       在闭幕式上,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郭玉军教授宣布了“中国国际私法优秀学术成果奖”获奖情况。清华大学的陈卫佐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文亮获得一等奖,刘元元等八人获得二等奖,获奖作品名单均已在网上公示。同时,华倩的《社会性别视域下的婚姻不动产法律适用》获得“涉外婚姻家庭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颁奖环节过后,郭玉军教授就学会副会长调整以及增选理事的情况作了简要的说明。在副会长调整方面,因工作变动,外交部提议免去孙昂同志的副会长职务,补选外交部条法司副司长郭晓梅为学会副会长。2017年9月21日,经常务理事会一致同意,决定增选郭晓梅同志为学会副会长。同时,常务理事会决定增选万钧等21人为学会理事。

 

       随后,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学院特聘院长徐国建教授、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胡世恩副教授与张弛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霍政欣教授以及西南政法大学国际私法教研室徐鹏教授分别代表上海政法学院、宁夏大学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和西南政法大学,为申办2018年年会作了精彩的申报演讲。

 

       在闭幕式的最后环节,学会会长黄进教授发表了年会总结讲话。黄进教授对国际私法全球论坛暨中国国际私法学会2017年年会给予了高度评价。黄进教授指出,此次年会就国际私法前沿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究,展示了中国国际私法学界的发展状态、潜能和成就,成为了我国在国际私法领域的一场主场外交。黄进教授认为,本届国际私法年会见证了年轻的国际私法学者的成长,证明中国国际私法领域后继有人,体现了中国国际私法研究事业的兴旺发达。黄进教授结合习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国际私法领域的学科分类、课程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存在的不足,都进行了一定的指正,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最后,他希望下一届年会再接再厉,为世界国际私法的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