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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中国海洋权益问题”学术研讨会部分专家发言摘登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8-04-16 10:21阅读:289

       2018年4月14日,“维护中国海洋权益问题”学术研讨会在武汉举行。与会专家围绕“维护中国海洋权益”这一主题,从全球海洋治理问题、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海洋法与国际法的新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该研讨会由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主办,武汉大学国际法所承办。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二级教授杨泽伟主持会议的开幕式,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王飞理事长、中央外办海权局梁金哲副局长、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冯果教授、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冯洁菡教授分别致辞。来自北京、上海、长沙、海口、广州、武汉等地49位代表参加了会议。笔者摘编了部分专家学者的精彩发言,与各位读者分享。

 


 

王斌 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海洋局海洋减灾中心主任

       生态系统管理与海洋综合管理二者之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标。中国海洋综合管理的发展趋势,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个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贯穿于经济富海、依法治海、生态管海、维权护海和能力强海的海洋工作五大体系,构建基于生态系统的现代化海洋治理体系,推动中国海洋综合管理迈向新时代。

 

金永明 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外交上提出的新理念、新政策、新倡议即中国外交创新,完全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契合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实施。我国在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实现依法治海目标的任务依然艰苦,需要包括外交行为在内的多种手段和持续努力,这样才能合理维系海洋秩序,确保我国的海洋权益,取得大国强国海洋地位,并在海洋制度的构建中发挥中国的话语权作用。

 

白佳玉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中国秉持正确义利观参与北极事务。在国际法治层面,遵守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律规则;国内法治层面,转化或纳入那些符合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国际法律规则于国内立法中,与国际法治形成有益互动,从而达到善治的目标。以国际法为战略手段,以北极事务参与为平台,助力海洋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冯洁菡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教授、副所长

       美军航行自由行动针对的沿海国广泛,包括美国的盟国和南海周边国家,但鲜有受到挑战的沿海国是出于美国的军事宣示行动而改变国内法或海洋权利主张,相反越来越多的沿海国基于安全理由对相关海域的军事利用进行限制,因此美军行动的政治意涵大于法律效果。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中国正日益成为海洋的使用国,也需要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成为从海湾地区和非洲的能源进口提供战略安全保障,保护贸易和投资利益,并通过海上救助、打击海盗等软实力扩大影响。中国越来越需要一个开放的海洋。

谭民 昆明理工大学副教授

       马六甲海峡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现有的安全维护机制较为复杂,既有沿岸国的单方维护机制和沿岸国之间的共同维护机制,也有他国出资但由沿岸国负责实施的共同维护机制。虽然这些机制的成效显著,但也存在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中国应当尊重沿岸国的主导地位,力所能及地继续提供各类援助并争取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利用“一带一路”契机为马六甲海峡安全维护做出应有贡献。

郭冉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中国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必须保护沿线水下文化遗产,这需要中国和沿线各国共同努力。《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是惟一一个专门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公约,为中国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水下文化遗产、实现“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加入公约有利于保护“海上丝绸之路”水下文化遗产,打破“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瓶颈,为南海共同开发提供新的契机。加入公约可能会在水下文化遗产管辖权与国际协作义务三个方面与我国现行法规产生冲突。中国可依公约基本原则或修订国内法规解决这些冲突。因此,中国应当尽快批准加入公约。

邓妮雅 大连海事大学讲师、法学博士

       国际法律新秩序的建立为现代海权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也为国家海权发展方式提出了新要求。随着国家经济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发展和变化,在稳步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的过程中,中国的海权发展模式也需要实现创新与超越。中国应当综合分析国家海洋立场和周边海洋环境、周边邻国和主要海洋大国的海权战略,结合中国对海洋的新需求,建立以国家自卫权为基础,实现对海洋有效管控和综合利用的积极包容的海权发展模式,达到海权与陆权统筹发展并向海权一定程度倾斜的目标。在中国海权发展模式中,既要充分尊重既有国际法律新秩序,也要积极加入国际法律新规则的创设与完善进程之中。

冯梁 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习近平海洋维权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历代领导核心长期维权斗争的思想总结,具有极为丰富的战略内涵。习近平海洋维权思想,适应了我国海洋维权斗争严峻复杂局势,对我国海洋维权实现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坚持习近平海洋维权思想,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和策略推进南海岛礁的军事功能;同时加快发挥南海岛礁在“软实力”构建方面的作用。通过制定南海新规划,为南海区域持久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

周江 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中国尚未划定领海基线的区域中,南沙群岛相对较为复杂和特殊,有必要予以单独考虑。在可供参考的诸种方案中,“一体式”方案是指在领海基线的划定过程中,基于南沙群岛的自然地理联系,将其整体作为一个单元加以处理。所谓“区块式”方案,即将南沙群岛划分为若干区域,每一区域包含若干地理位置较近的岛礁群,再在各区域四周最外缘的干出礁或岛屿上选取适当的点作为基点,从而得到各基点的直线连线形成每一“区块”的领海基线。“点阵式”方案则以类似于太平岛这样的岛屿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干出礁”为遴选划线单位的标准,将它们作为独立单元,并在其上选取适当的点加以直线连接,形成各自的领海基线。

赵向华 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武汉大学访问学者

       在海洋强国战略下,我国涉海立法中强化海上刑事司法管辖权的色彩愈发浓厚。《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3款是专属经济区外国船舶污染刑事司法管辖权的国内法基础,但由于《刑法》第338条的空间效力范围的局限,使得在现行法律制度下存在无法通过刑事司法管辖权的行使来追究专属经济区外国船舶污染刑事责任的现实问题。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路径在于明确规定《刑法》第338条对于专属经济区外国船舶污染的可适用性,同时在设置刑罚种类时必须服从《公约》第230条第1款所施加的限制,对于专属经济区外国船舶污染的刑事处罚应仅限于罚金。

孙传香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副教授

       晚近的海洋划界司法实践表明,国际海洋划界逐渐出现了三阶段划界的相关理论。然而,无论是第一阶段的临时等距离线或中间线的确定,还是在第二阶段中对临时等距离线的调整抑或第三阶段的比例检测,三阶段划界理论在司法实践中均暴露出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到海洋划界公平结果的实现,2018年哥斯达黎加与尼加拉瓜案对三阶段划界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分析三阶段划界理论的司法实践及其发展趋势,对我国海洋权益的维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董世杰 武汉大学边海院讲师、法学博士

       在认定某一活动所引发的争端是否属于《公约》第298条第1款(b)项规定的“关于军事活动的争端”时,需要关注该活动是否“关于军事活动”,而非“军事活动”本身。而判断特定活动是否“关于军事活动”,关键要看是否与“军事活动”存在关联。第298条第1款(b)项中所使用的“军事活动”是一个中性词,既包括符合国际法的,也包括为国际法所禁止的。而所谓的“军事化”则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为国际法所不允。至于判断争议领土是否被军事化,关键在于争议领土上的军事活动是否超出“必要的军事防卫需求”。如果超出了,则构成军事化,反之则没有。

江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外交软实力的强化,要以国际法的基本范畴为框架,软实力的具体意涵是指:以吸引而非强制的方法使他者满足自身想要达到的目标的能力。要通过宏观战略与微观战术的互动,进行软实力建构和海洋权利的创设,提高在争议区域获得权利的能力,我国在南海地区尤其需要进行外交软实力的建构。

曾皓 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

把中印边界问题与“西藏问题”挂钩,是印度政府一贯的对华政策。在中印边界西段争议中,印度认为,中国西藏与印度拉达克之间的边界,早已由“1684年条约”、“1842年条约”、“1852年条约”等“边界条约”划定。但是,这些所谓边界条约的缔约主体都是西藏地方当局,而非中国中央政府。为了破解这一“法律难题”,印度政府便以“西藏自古独立论”为所谓法律依据,来证明西藏具有缔约能力。然而,自元朝时起,中国就正式取得了对西藏的主权,且这一“主权链”从未断裂。缔约时的西藏作为清政府的藩部,不具有缔约能力。因此,西藏与外国所缔结的任何协议都不具有国际法效力。可见,中印西段边界西藏段从未经条约正式划定,中印两国在这一地区只存在一条依据双方历来行政管辖范围所及而逐渐形成的传统习惯线。

黄伟 武汉大学副教授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是国际社会唯一专门规定水下文化遗产相关内容的国际公约,体现了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先进理念,代表着国际发展的趋势,但中国目前尚未加入。本文在阐明中国加入《公约》的必要性的基础上,梳理和分析中国面临的主要障碍,即目标性障碍、制度性障碍、执行性障碍和技术性障碍,并参考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缔约国在加入《公约》时面临的困难和实践,最后提出中国克服障碍的思路。中国面临的障碍多涉及历史渊源、民族情感、传统观念、立法技术等深层次的原因,并受到诸多现实条件的限制,因此克服这些障碍需要经历漫长和艰难的过程。然而,中国应当以国际的视野和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问题,为未来长足的发展奠定基础。

何海榕 海南大学副教授

       塞舌尔与毛里求斯外大陆架共同开发是共同开发的最新发展,它反映了海洋生态整体利用与管理、开发与保护的发展趋势。可以预见,未来的海洋开发与管理,以可持续发展和预防为基本原则,以合作为主要路径,以海洋保护区为主要手段。

杨泽伟 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二级教授

       全球海洋治理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发展与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标志着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建立。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存在诸多规则模糊不清、治理机制的碎片化现象十分明显等缺陷,但可以通过建立健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审议机制和订立专门性质的补充协定等方式予以完善。中国自1972年以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有诸多经验和教训,如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定位,有利于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中国的立场和主张应以本国海洋权益的维护为依归,而不能单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中国应注意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避免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些规则成为中国和平发展和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桎梏等。国家身份的重新定位,是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的前提。中国可以通过倡议发起成立“世界海洋组织”,进一步增强中国在有关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国际条约规则制定过程中的议题设置、约文起草和缔约谈判能力等方式,以推动当代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增强中国在未来全球海洋治理体系变革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