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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 | 曾令良教授三周年祭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9-07-08 07:43阅读:831

​[编者按]今天是著名国际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曾令良老师去世三周年祭日,谨以他的四位弟子(武汉大学法学院李雪平教授、辽宁大学法学院高岚君教授和即将入职浙江理工大学的郭薇博士、即将入职上海政法学院的谢垚琪博士)撰写的纪念文章和他的孙子、十岁的曾维执同学写的一篇作文来表达缅怀之情。

 

 

先师去无归,先训绕耳迴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李雪平

 

        自2016年7月8日恩师曾令良教授永诀尘世,每年祭日临近,我都会在脑海里翻出百个标题、百种角度,想写一写他那令人钦敬、让人亲切的过往,以表达我遥不能及的想念,寄托我痛而无语的哀思。

        可能在医学上,恩师彻底离开尘世是在7月8日,但从情感角度,他应该是在2016年6月24日晚上就踏上了人生的去程。因为从那天晚上他发病住进ICU病房,就再也没能睁开眼睛看过这个被他用一生慈悲和慈爱倾心相待的世界。而这一天之于我,终生难忘!

        6月24日上午8点之前,我同往常一样坐进了办公室。9点多钟,我提着烧水壶去打水,路过国际法研究所办公室门口,曾老师把我叫住说:我正要找你,你打好水,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其实,我出办公室门的时候,已经听到了他跟所办公室其他老师谈论工作的说话声。我回到办公室,即刻拿上笔记本,过去敲他办公室的门。他如同往常一样,亲自开门,微笑着说:请进!我正等你呢!

        他寒暄着给我搬了把椅子,我坐定后,他就一脸歉意地说:找你来,主要是想跟你解释一下6月18号我主持的课题的会议为什么没给你安排发言。我有些诧异、惶恐和感动,因为他是我的老师,而我是一直很听老师话且把老师的每句话都能听进心里的人。我十分窘迫地笑着,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就接续解释参会论文与课题研究之间的关系,并一一列举说明那些与会论文对课题研究的贡献。然后,他笑着说:我是出于课题研究需要的考虑安排的,你可不要多想。我非常不安地笑着说:曾老师,我都没有提交论文呢!他并未有任何吃惊,但依然劝我说:无论你有没有提交论文,从师生角度,我理应给你安排个发言机会,只是我前面跟你解释的那些原因,琢磨过后,就没给你安排,请你理解。

        他话已至此,我除了感动、嘴拙,还能说出什么?!其实,我当时一直想说:曾老师,就是您给我安排发言,我也没法参加,因为6月18号上午是法学院的毕业典礼,我之前已经被定为教研室代表要参加这个庆典活动,还要站台给毕业生拨穗。但我把这些话都咽回去了,因为我作为学生,不能事后汇报,也不能再次打击他表达的歉意和对我的劝解。或者,我根本无需多言,因为他对他所有的学生都寄予专业重视和学术期待。实际上,他习惯于维护工作或业务上各种关系的平衡,而这毫无疑问源于他学问人生中那极其深广的学术气度。

        就着他6月18号课题会议所涉及的专业问题,我们讨论了近2个小时。在他娓娓道来但又不乏强调重点的话语里,我似乎回到了念书时的他的课堂。他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倡议对中国国际法学理论发展的影响和贡献,并大致讲了一下他刚完成的拟投向《人民日报》理论版的有关论文;他讲WTO法研究的现状和不足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危机,并表达了他深切的担忧;他讲欧盟法研究对中欧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也诉说了普及欧盟法的难题和困境;等等。

        自我念完博士生课程,课堂的学习机会就几乎没有了。我一直渴望能重回课堂,成为一名学生,除了学习和科研,其他的都可以无忧无虑,可以素心度日。我会经常参加国际法研究所每周一次的“国际法讲坛”,聆听不同专家、学者的演讲,从他们那里学习新知识、汲取新观点、明辨新问题。与学生们坐在一起听讲和讨论,我最享受的就是重做学生的幸福感。

        我永远记得在珞珈山下防空洞旁的国际法所会议室里,跟其他硕士生同学一起聆听曾老师讲授《WTO法》和《欧盟法》的课程。他每次课都讲得抑扬顿挫、激情澎湃,问题如流、发人深省,细腻释疑、圆满落幕。囿于当时条件限制,他每次课结束前,都给我们每个学生发一份或几份复印的资料,并给出两到三个思考题,要求阅读手上资料,并指明去图书馆或资料室的哪个阅览室进一步查阅资料。也就是在那时,我对WTO法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带着满腔热情踏进了WTO法学术研究领域。

        就在6月24日上午那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曾老师娓娓道来的专业问题和启示性解说,似乎把我带回了他的课堂。他最后说,他对国际法专业的感情,如同品一杯陈酿老酒,越品越有味,越品越沉醉。他还叮嘱我说:你看,WTO法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一根世界支柱,你既然在这个领域教学研究十多年,建议你突破从国际公法或国际组织法角度的研究,做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把WTO法研究做扎实,可以应对它在整体上可能遭遇的危机或不测。

        等到2017年及以后,眼见美国在WTO百般阻挠争端解决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和任命,看到美国采取的极端单边措施给中国及其他WTO成员带来的危机,研读WTO主要成员提交的WTO改革方案,感受《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墨加协定》推进的区域一体化的新势力,我明白了曾老师在6月24日上午的那番分析和担忧、那份嘱托和希冀,更感受到他那前瞻深邃且有穿透力的学术眼光。

        人说:冥冥之中,自有上天安排。恩师临行前给我的嘱托和希冀,不仅装在我的记忆宝盒里,还见于我的行动中。每当在学术道路上遭遇困难或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如果曾老师还在,他会给我怎样的劝说和指导。在他往生西方的三年祭日来临时,我想着他临行前的重重幕幕,心中默念:

        先师去无归,先训绕耳迴,

        三年流水过,千日思念垒。

        濯濯东湖魅,凛凛珞珈魁,

        时哉世味多,犹颂太平美。

        斯人流星璀,千古一尊簋。

 

忆我的导师——曾先生令良

 

辽宁大学法学院 高岚君

 

        人都说时光易逝如白驹过隙。2000年,我考取了武汉大学国际法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与武大结缘迄今已近二十年。想起往事甚是伤感,但是伤感之余却更感欣幸,能够在武大师从曾令良老师实在是我人生中的幸事。

        第一次见到曾老师,我有两个大吃一惊:第一是他的职务——曾老师时任武汉大学法学院院长。我在选择导师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有心地避开了具有官方职位的老师,但是见面之后才发现曾老师竟然是曾院长,这是当时信息不发达造成的后果。对于我来说,现在想来却是得了信息不发达的好处,否则可能就错过了一位令我无比尊敬和热爱的老师。第二是他的“南人北相”。听人家说,南人北相有贵重之意。湖北对于东北来说已经是南方了,街上的人们行色匆匆,看上去高大威猛的却很少,而曾老师就是其中之一。他个子高高的,肩膀宽宽的,与南方人常有的干干瘦瘦的脸色和脸型不一样,他有一张大方又圆润的面孔,让我这个东北人感觉很亲切。

        第一次听到别人给我讲起曾老师,是在办理宿舍入住手续之后。开学后我去找相关人员安排宿舍,那位不普通的工作人员例行公事问我是哪个院的、哪个专业的、导师是谁,我刚一报出曾老师的名字,那人就忽然之间变了声调,怪声怪气地说:曾院长啊,他家里不是地方很大吗?初到武大一切都是那么陌生的我本不愿生事,但听着这话实在是好生别扭,高声愤愤道: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啊!那人闭了嘴巴,不再说话。之后问起一位与此人同事的师兄,师兄说这个人曾经代人到曾老师家里送礼让曾老师在博士入学考试中予以通融,但是曾老师坚决不收最后追出门去把礼物还给他,于是此人心中有了芥蒂。两年之后,也曾在珞珈山路上遇见过这位工作人员,他看上去已经忘记了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很和气地与我聊了一路。如此看来,虽说人间正道是沧桑,但是坚持原则、洁身自好始终是人间大道。

        学校里的研究生们常常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然而无论人前人后,我从未称呼曾老师为“老板”,因为他从来没有以“老板”的姿态让我做事,在我的记忆中他始终是以导师的身份出现的。记得曾老师的课上要求写论文,我写好后给他看,曾老师提出了很多意见。这篇文章发表前,我问曾老师是不是可以请他作为第一作者,曾老师反问说:你写的文章为什么要署我的名字?当然是署你自己的名字。记得有一次,非常罕见地,我们看到曾老师与一个学生合作发表文章,就问那个同学:文章是你写的吗?那个同学说:不是我写的,文章都是曾老师自己写的,我只是到北京去的时候帮忙查了些资料,而且曾老师还给我报了去北京的费用,把我名字放在上面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呢。事后想想,我们问的问题真是够蠢的,文章是谁写的,看文风就可以分析出来的。曾老师的文章从来不会诘屈聱牙,他的文字精炼畅达,读起来如坐学术之春风,这样的功夫可不是谁都能模仿得来的。

        曾老师指导学业,也教诲做人。有一天,我们说起有的同学见到老师很紧张,在等待老师的时候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就是不能安静地坐下来。曾老师笑道:做人要谨记“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战战兢兢实在是没有必要。笑容之下隐隐的豪气冲天。曾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性学术会议时,因提交的论文被主办方看中,所以非常荣幸地被安排做小组发言。由于是第一次会议发言当然会好好准备但是也很紧张。当我认真而且紧张地把自己的观点阐释完毕,北京一所名校的年轻老师立刻站起来噼里啪啦地说起来,我听了他的发言心中非常不悦甚至感觉受到侮辱:他在批评我,可是他所批评的并不是我的观点。在之后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惊人的一幕出现了——与我的那一次经历几乎一样,不同的是这一回是曾老师做发言,更不同的是曾老师笑着听了那个反对者的发言,只是听着,没有反驳。会后,我很不解地问曾老师:为什么您不反驳他呢?他明明就是根本没有听您在讲什么,却胡搅蛮缠铿锵有力地批评。曾老师仍是笑笑说:让他说嘛,大家都听得到的,你不是已经听明白了吗?我恍然大悟。这大概就是金庸先生所写的境界吧: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

        我还记得,在珞珈山的路上曾老师迎面而来喊着“小高”,让我这个近视的人充满欣喜;我还记得,在曾老师家里同门欢乐聚会;我还记得,师兄们喝了酒给曾老师打“骚扰电话”,曾老师温和劝慰“不要喝多了哦”;我还记得,好多好多,比如我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曾老师不厌其烦的谆谆教导和循循善诱(不过这个应该是每个学生都会深有感触的吧,我就不多说了)……做曾老师的学生,是一件超级幸运的事,足慰平生。

        恩师离开堪堪三年,斯人已去,斯人不远。古有扬雄谓:“师者,人之模范也”,近有陶行知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师者典范、学高身正的曾老师,永存学生心中。

 

斯人若彩虹 遇上方知有——写在曾老师三周年祭

 

郭薇

 

        三年了,距离曾老师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很多记忆的碎片散落在原地,很长一段时间我是不愿意整理的。现在要离开学校了,也许是该把这些碎片拾起来,拼凑出一个我眼中的曾老师的完整画面,是为记,是为祭。

        回忆起来,我眼中的曾老师更像是一个可爱的老顽童、慈爱的长者。也许跟很多师兄师姐描述中的严厉甚至脾气稍显暴躁的形象不符,或许是上了年纪的缘故、或许是11年手术的缘故,我认识和接触曾老师的几年时间里,感受到的更多是慈父般的关心、指引和爱护,还有言谈举止之间时不时流露出的俏皮与可爱。

        最早跟曾老师有交流还是准备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的时候,记得是刚下课,自己就傻乎乎地没有任何预约地冲到五楼他的办公室,说明来意后,曾老师简单了解了我的情况,然后就指导我说:“备考的过程中要多读书,书要读进去,千万不要一边看一边拿笔划划划,但却没弄明白是什么意思,要理解,要思考。”我当时对于曾老师指出来的这种应试教育下死记硬背的读书方法并没有太多重视,只是从他办公室出来后感觉,喔,原来曾老师这么牛但接触起来还是蛮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嘛!

        入学后,曾老师给我们讲授了法律英语课程,教材是他亲自一篇一篇选的英文文献的复印资料,讲授的过程是他每次连续一个上午时间带着我们一句一句翻译、理解和讲解其中的国际法理论知识。他这样子上课已经是11年做过脑梗化解手术、脑动脉栓塞手术和脑静脉安支架等系列手术之后的事了。而且不仅对于博士生是如此,他一直坚持教授要给本科生上课,要给本科生讲授国际法基础课程,讲台上一站就是一个上午。

        其实博一的时候,除了他主动找我们,我是不大敢主动跟曾老师交流的,一是觉得他确实很忙,二是感觉自己的学术水平根本够不上跟老师交流,所以常常自己闷着从未去找过他。直到有一天,突然收到曾老师的短信,说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直接去办公室找他,他随时有时间,只要提前约一下就可以,如果不想往办公室跑,发邮件也可以。当时看到短信的心情,我也说不清是很感动还是稍稍有点惶恐,只记得那大概是一个开始,我开始敢于去和曾老师谈我的困惑、不足以及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事。无论是办公室长达一两小时的长谈,还是或详尽或简短的邮件回复,他有时会非常耐心且自信地以自己多年的经验给我建议和指导,有时也会以很直率、语重心长但又很照顾我感受的方式直接地指出我的问题,有时会分享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悟,有时会告诉我他在某方面也不擅长或做得令自己不大满意不敢随便指导别人。从这些谈话与交往中,我看到一位严谨勤勉的学者怀揣着对国际法专业的兴趣与热忱、饱含着对祖国的热爱与感恩;也看到虽作为一名大家却节俭、平易近人、凡事亲力亲为不愿给别人添麻烦和对“育人”倾注的心血与心力;还有作为一位家长对家人承担的责任以及内心深处的歉意。

        我记得我问过曾老师是否喜欢国际法这种傻问题,没想到他非常认真地回答我,喜欢啊,当然喜欢啊!然后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本科学习英语专业翻译联合国资料时,怎样在资料室偶遇欧盟法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怎样费尽周折地从外语学院的老师转考国际法专业梁西老师的研究生。我听后说,曾老师我好羡慕你这样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做得这么好。他停顿片刻、收起当时讲得神采飞扬的表情、有点语重心长地说:“那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做的啊!我从来不让学生帮忙搜集资料,一个是怕学生搜集不全,再一个是只有我自己搜集的我才方便梳理。想要做得好,哪有什么捷径,不过都是积累而已。我现在是国际上出个什么事件,就立刻联系脑子里已有的积累,你们现在就是从零开始积累,做的任何事都是一种积累。而且兴趣这个问题,不是你有兴趣才擅长,而是你积累越多越擅长就越有兴趣。”那次谈话后,我又发邮件问曾老师做事效率的问题,他也耐心地回复我道:“做任何事,在特定的(单位)时间内,只有专注,才有效率。效率高低取决于多种因素,而且一个人不可能有持续的高效率,因为:1.科研(或撰写)的效率取决于对有关主题的资料拥有量、熟悉程度和通过分析资料所获得的灵感;2.有撰写的激情或冲动;3.撰写时的精神状态:精力充沛,没有疲劳感,心情平稳;4.在单位时间内(一个上午、或下午或晚上)注意力专一,不考虑其他任何事情;5.初稿只顾撰写,让灵感和思考的东西不受干扰地变成文字,中途没有停下来对文稿进行修改,修改和打磨待初稿完成后再进行。我本人现在效率降低的主要因素有:1.年龄增长,记忆力和反应速度下降;2.2011年的手术,虽然恢复得较好,但毕竟不如手术之前的状态;3.主观上近两年放松了很多,虽保持着跟踪学术前沿和追求更多、更高的学术成果,但激情明显减退,主要是身体健康的考虑过多。此外,当有几件事在近期或一段时间内都要做时,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分轻重缓急原则处理,二是分主次来处理。譬如,我自己。我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和科研,也就是学术工作,但先后长期兼任多个行政职务,从系副主任、主任、副院长、研究中心主任到院长、所长。每一个阶段,梁老师对我提出不同的要求。做行政副职时,他要求我在时间和精力分配上,要做到,70%用于学术,30%用于行政管理。担任正职后,他要求我60%用于学术,40%用于行政管理。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这些原则,无论事情多么复杂,我始终坚持学术工作第一,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学术工作上,所以,才能有今天的学术地位,无论在武大还是澳门工作期间,行政管理工作也过得去。又譬如,从国际法所获准为国家高端智库后,近期和未来一年多时间,研究工作重点要放在为党中央、国务院提供资政报告上和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国际公法学’第三版的修订和扩版工作,我是主编,要组织20余人撰写,自己也要撰写相当分量的条目。所以,我必须调整我的工作投入。去年3月与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签署的撰写和出版一本英文著作的合同,就必须延期。此外,在处理事务性的工作时,要尽量果断和快捷。”记得还有一次,也是曾老师最后一次召集我们全体学生开会,给我们指出了博士论文写作的问题意识、听讲座学习别人思维的重要性、同学之间相互沟通交流的重要性等问题。会后,我发邮件问曾老师,与人交流这个事情难道不是以三观一致为前提才能构成有效沟通吗?遇到问题找书不是更节省沟通成本吗?他那段时间因为智库的事情非常忙,但还是简短地回复我:“本着虚心和坦诚的心态,与他人交流不分先后,不分年龄段,不分性别,不分国别,不分种族,不分地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开卷有益一样,勇于和善于交流同理。”

        除了学业上曾老师给予的指导,更多的是生活中他作为一位长者身体力行地为我们示范了应当建立怎样的价值观、应当如何做人做事。曾老师跟我讲过他两次可以拿外面的永久居留权,一次是89年去意大利留学,当时与其他几位老师一起排队办绿卡,排了很长很久的队都快排到了,他却犹豫了,心说,国家培养我这么久,我还没有报效祖国呢,就要留在外面不回去了?于是毅然地离开了队伍,学成归国。还有一次是在澳门大学做法学院院长,他也是可以留在那里的,但是觉得,在那里待着没有办法为中国国际法发展事业做出贡献。说实话,曾老师的这种境界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的,我常感佩于他说起这些时眼里散发出的光和满脸的赤诚。曾老师还跟我表示过,他是个“宅男”,不论去哪里开会,只要上午开完,下午立马赶最早的一班飞机或火车回家,他说自己不喜欢再附带一个当地游,因为“时间有限呐,都用来旅游了,哪还有时间看书搞研究啊!”曾老师也提到,他当上行政领导后,基本上是每个周六周日来办公室搞学术,因为那两天安静没有人打扰,也表达了因此对家人的少陪伴和亏欠。还记得他60岁那年评上资深教授之后,很高兴地同我讲,“哎呀,我的这个荣誉就到头啦,以后我就可以没有任何压力地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搞点研究啦”,只是没想到天不遂人愿。曾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也让我很感动。那次是帮一个同学政审,暑热天的下午2点,地点在武大正门旁边的一栋楼上,距离法学院很远,我到了以后发现曾老师也去了,其他来的老师都是各学院的行政老师,等了大概40多分钟用人单位才过来,曾老师从头到尾一句不耐烦的话都没有,临走还叮嘱我进去以后有些话要怎么说。还有做课题,结项后,一共4000出头的课题费,我们六个人,曾老师装了四个信封每个1000元,让我分给几位在校的同学,跟我说“他们两位在职的就算啦,你们在校的经济上比较拮据”。还有次是听讲座,听到一半他把我叫出去着急上火地说帮他一个忙,我去办公室一看,才发现他所谓的“很大的麻烦、从前一天下午5点搞到第二天上午8点”的问题,就是在线填一个东西的申报系统,由于网络不稳定,有一步是要填一个大约500字的东西,他每次填好以后提交不成功就得重新再打一遍字,自己搞了七八遍烦躁不已才找我,我觉得有点好笑地说“曾老师您其实可以先在Word文档里面保存一下,复制粘贴就好”,曾老师听后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对啊,可以这样的啊!”一方面我感觉曾老师很可爱,另一方面真是觉得,他不到万不得已真是一点麻烦不愿意给我们添。不仅是对学生,我觉得曾老师有一种对他身边的人和事物的博爱和善良,有次一大早我去办公室找他,他穿了晨练的衣服过来,一看到我就吐槽说,刚刚在山上,看到一对年轻人,拿着弹弓要打树枝上的小鸟,“那鸟多可爱啊,为啥要打呢?我忍了半天想说他们的心,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哎,真是的!珞珈山上的鸟都越来越少了!”还有一部分的曾老师我是在欣欣打印店见到的,当时因为做梁先生画册的缘故,我在南三区的欣欣打印店待过一段时间,店老板王艺叔是曾老师的老朋友。王叔经常在我面前“黑”曾老师,比如吐槽曾老师“抠门儿”,说约他晚上一起吃饭,结果不来,说自己中午下的面条还没吃完,晚上不热一热吃了的话就浪费了;还有次是王叔穿了一件棉衣很好看,淘宝300块,曾老师看了也要同款,王叔吐槽说看你们曾老师一个教授穿衣服的档次,最搞笑是两个人穿了同款一脸期待和比试地问我和打印店的小姑娘们到底谁穿更好看!曾老师确实节俭,仅有的几次同门吃饭时,饭局快结束时他指着干锅锅底的洋葱说,“下面还有菜呢,不要浪费呀,来我给你们分一分”,那一幕现在想来还想哈哈大笑,觉得曾老师真是朴实又可爱。还有就是他对家人,从曾老师分享给我的细节中,我能感受到他对自己有时不够细腻的处理方式的反思,但同时也看到他作为一名家长承担起的家庭责任和对家人的投入,尤其是对孙子兜兜。曾老师走之前几个月的某个周四,11点过的时候,他说“我得去接孙子了,我那个孙子还是有点聪明的,我现在给自己的任务是每周有两天去接送孙子,辅导他功课,对于孩子的投入和陪伴是至关重要的啊。”……

        诸如此类的细节和场景还有很多很多,我很想以流水账的方式罗列出跟曾老师的每一次交流和交往,因为那些曾对我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话语和场景是如此的印象深刻,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但确实是说不完也道不尽。现在想来,每次我抛出一个傻问题,曾老师都无比认真和耐心地一一作答,他有时拿他自己举例、侃侃而谈他的人生经历和经验教训,有时寥寥数语就能一针见血地指明问题、对我起到醍醐灌顶的作用,甚至更多时候,无需言传,只是观察他的为人为学,就能让我明白“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虽然心智成熟有点晚、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怎样去看待和处理很多事情,但很感谢和感恩在我三观逐渐形成和建立的时期能遇到曾老师,无论是观察他的做人做事,还是他对我的指引和教导,都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只是我以为,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求教于曾老师这种方式可以绵延很久,他可以持续不断地给予我指引和良好的影响,一直可以到我工作和今后的生活,但是没想到,有时候人与人的缘分就只有这么长,不经意间就戛然而止,令人猝不及防。斯人已逝,记录固然是缅怀的一种,但我想最好的怀念应该是传承,学术上大约是难以望其项背,只期做人做事上能从曾老师处学习一二,尤其是育人,希望自己以后也能像曾老师影响我一样去给他人些许帮助。“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想起曾老师,脑子里浮现的便是这句话。三年了,您在天堂可好?愿您一如既往地风趣爽朗,在天堂一切安好。

 

曾令不悔,良木可栖——忆我的导师曾令良先生

 

谢垚琪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毕业论文付梓之际,本该欢欣鼓舞,谁知曲成兮心转愁。回望珞珈山上的时光,最想感谢的是曾令良老师。

        三年过去了,我始终不能接受那个喜欢叫我“小谢”的曾老师,真的离开了。2013年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报考曾令良老师的博士,有幸拜入曾门,曾令不悔,良木可栖。曾老师创造的学术帝国令人高山仰止,我像一只小蚂蚁在山脚仰望的同时也迫切渴望着成长。彼时心中最大的期许就是能尽快完成博士论文,在毕业典礼上接受曾老师的拨穗,向着人生的新阶段启航。未曾想弹指一挥间,六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及至今年学位授予仪式上的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我才意识到人声鼎沸的现场根本与我无关,学校发放的白色雨衣总是挡住视线,索性揭了雨帽,怔怔地盯着主席台,好像曾老师坐在上面对我微笑,那笑容很熟悉,因为每次进323教室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

        提笔致谢,因为敬畏与感恩,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出和曾老师相处的点点滴滴。这些求学生涯中的“高光时刻”足以镌刻进我的生命,然而,当时只道是寻常。

        2014年12月24日,还没从学业压力中回过神的我收到曾老师的邮件,他写道“知道你在巴黎一切尚好,甚慰!学习压力大是预料中的事。你要有自信,只要坚持不懈,一定会顺利完成在巴黎的学业。”巴黎不相信眼泪,如果没有曾老师的鼓励和指导,我很难想象自己能在一年内修完所有法语授课的课程,完成法语论文的撰写,对着两位法国老教授谈吐自如地陈述论文观点;没有曾老师的支持,我也不可能争取到海牙国际公法暑期班的学习和法国公证处的实习。我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有愧于曾门这块金字招牌,但曾老师的因材施教却一点一点耐心地化解我最初对学术的焦虑,他并不因为我学术基础的薄弱而失望放弃,反而鼓励我发挥自己在法语上的一点点相对优势,曾老师,谢谢您。

        2015年11月7日,我刚回国第一次去340办公室找曾老师,想和他汇报一下在法国的学习经历和接下来的计划。正聊到一半,校报的记者进来准备对曾老师做一期关于“人文资深教授”的访谈,我便打算退下,没想到曾老师在我走到门边之际对来访记者们介绍说“这是我的博士小谢,他拿到了法国巴黎二大的硕士学位,刚刚回国。”我当时怔了一下,曾老师桃李满天下,曾门人才济济,我一直都认为自己是他最资质平平的那个学生,即使千辛万苦在外拿了个学位,对于他来说应该也只是件稀松平常的小事,未曾想,曾老师记住了我的努力。天道酬勤,曾老师,谢谢您。

        2016年6月6日,论文开题前夕,曾老师在邮件中对我说“小谢,由于确定这个选题的时间仓促,随着资料收集和研究的不断深入,章节目结构一定会有调整,甚至是较大的改动,都属于正常。老师们的意见也只是供你参考。”其实,令我感动的是,前两天曾老师刚因为“核难民”选题的仓促批评了我,而在开题前一天,他知道我的恐慌与不安,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给予我鼓励和支持,也让我真正见识到了大师的智慧与气度,曾老师,谢谢您。

        2016年7月,武汉雨季一反常态,雨水令这座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城市变得陌生,走到哪儿我总感觉地上湿漉漉的,眼睛睁不开。连接中南医院ICU和休息室之间的小门上有一扇小窗,那是20天守候的全部希望,在这间小小的休息室里有太多的眼泪和无奈。感谢师母钟晓红老师,在最后一刻让我们进去看了曾老师一眼,然而我现在不能回想,也不愿描述,因为我不接受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是喜欢喊我小谢的曾老师。曾老师的离去是中国国际法学界的重大损失,而我只想自私的说您不是才说了我的选题很新颖吗?您不是才说了支持我去国际组织吗?您不是才答应好师母过完六十岁生日要照顾好自己,再来个十年吗?您怎么可以就这样走了?2016年和2017年好像是我人生中被偷走的两年,我完全记不起来这两年发生了什么,好像沉入深海,走进了摇摇晃晃的人间。“百岁光阴如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灭。”及至毕业,我才终于敢不再封闭自己,落笔写下这段文字。

        “那枝桃花,栖息在温润的心田,倾听海的呼吸,就会烂漫绽放。”人间四月芳菲已尽,而曾老师播种耕耘下的学术森林将永远春意盎然。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学生惟愿能永远栖息在曾老师燃尽自己雕琢而成的良木上,不渝,不悔。

(本文摘自作者博士论文致谢)

 

我的爷爷

 

武大附属小学 曾维执

 

        我爷爷曾令良,是一位国际法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批准为中国首批三位专家之一、欧盟委员会授予让.莫内欧洲联盟法讲席教授。虽然三年前他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不会忘记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光。

        我小时候爷爷周未总是陪我玩,特别有耐心。有一次我用根金篐棒和爷爷打闹,不小心把爷爷打倒了,爷爷疼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他既没吼我也没打我,还继续陪我玩。当然爷爷在写文章的时侯,我怎么叫他,他都听不见。

        有一次爷爷在写文章,我说他在画波浪线,他说是在写英文,然后专心致志的写作。爷爷空闲时不仅陪我玩,还给我讲近代历史故事。每次我总会打断他,问他一些问题,而他会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

        爷爷是一个在工作上严谨专注、生活中和蔼可亲的人,非常值得我学习和怀念!敬爱的爷爷:孙儿想你了,去年圣诞节爸爸问我要什么礼物,我说不要什么礼物,要圣诞老人把我爷爷送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