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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精品力作出版,喜为祖国华诞献礼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9-10-06 22:22阅读:375

        近日,我国际法研究所李雪平教授的专著《西方国家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的应对措施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是我国第一家著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出版社,该书是在她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的基础上修订而成,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被强势滥用之时,该书的出版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整体上,该书由导论、主体部分和结论组成。导论包括研究的意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基本观点和创新之处、预期学术价值和社会影响以及对该研究中几个名词的释义和界定等。主体部分由13章组成,重点解决“为什么”、“是什么”和“怎么办(怎么样)”等三大问题。

        对于“为什么”的问题,作者结合中国外贸的实际数据,指出中国遭遇西方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严峻挑战:在国家层面,为重振国内经济,保护国内生产和就业,西方国家频频采取措施,为新贸易保护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在区域层面,西方国家在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制订并执行较高的劳工、环境、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企业社会责任等标准,扼制中国产品和服务进入国际市场;在WTO体制内,西方国家利用对多边规则的熟悉程度,制造与新贸易保护措施有关的争端。

        在“是什么”的问题之下,作者认为:鉴于西方国家具有基本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传统,从与新贸易保护主义有关的法律构成入手,比较西方国家相关的法律规范体系;同时,为了避免规范比较的局限性,还需要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社会功能进行对比,力求为中国应对西方国家不同的新贸易保护措施提供法理支持。西方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充斥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和要求,但其显性之利是为了获得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政治支持、为国内企业攫取国际市场的优越竞争地位、将自身置于国际道德的高台上并由此传播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其隐性之用在于妨碍中国外贸的持续大幅增长,遏止中国在WTO体制内的影响力,持续掌控国际贸易的结构性权力。

        必须铭记,WTO协定是成员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允许成员使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主张其经济自主性,但却为“虎视眈眈”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便利条件;给予成员承担相关义务的必要弹性,但却为西方国家扩张滥用新贸易保护措施提供了空间。在WTO组织法内,新贸易保护主义找到了与WTO宗旨的相关性,并极力发挥WTO的职能,善用WTO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关系,由此找到其存在的正当性。在WTO实体规则中,新贸易保护主义综合利用“一般例外”条款、TBT措施、SPS措施、贸易救济措施、《TRIPS协议》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为自己寻找合法的生存依据。在WTO程序法中,新贸易保护主义利用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缺陷及争端解决程序的“灰色地带”,增强其存在的合法性。

        中国作为WTO成员,显然应倡导WTO对国际贸易秩序的监督和管理能力,以此打击西方国家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法律即政治,故从来都不是中立的,也不是价值自由的,故必须运用国际法批判的方法,指出西方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非客观中立性及依此建立的法律体系的非理性,它极力维护的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的国际贸易秩序。基于此,必须推翻现代国际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贸易等级结构,改革和完善当今的国际贸易法律秩序。

        对于“怎么办(怎么样)”,作者认为:新贸易保护主义打着“以人为本”的幌子,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应认清西方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在法律上,要确定合法可靠的应对依据、公平正当的应对程序及预期良好的应对结果;在政策上,要创造有利于中国外贸的国际环境,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竞争力,扩大中国对外贸易的合作空间,尤其是要抓住机遇,落实“一带一路”上的贸易和投资倡议。

        具体来说,在劳工问题上,通过围绕国际核心劳工标准分析和评估西方国家(国家集团)对外贸易中保护劳工权益的要求及其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指出中国在当前存在的强迫劳动、结社自由、劳工监督、劳工争议等问题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依此提出了具体的应对措施。在环境问题上,随着西方国家达成的内含环境条款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持续增加,国际贸易中环境问题的“合法化”趋势明显。尽管中国已在个别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达成了原则性的环境条款,但面对西方国家以保护环境为由的贸易限制措施,还需积极拓展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业链,妥善协调国内产业政策,在WTO环境产品谈判上发挥建设性作用,推进与西方国家在国际环境市场上的合作并能主导制定产品的环境标准。对消费者来说,它们既可以是国际贸易的受益者,也可以是国际贸易的受害者,这与产品安全的技术法规和标准息息相关。尽管WTO《TBT协定》及其特别法《SPS协定》想尽力破除贸易壁垒,但西方国家依仗其发达的科学技术,不仅掌握了全球绝大多数产品的技术标准,而且也通过制定国内纷繁多样的强制性技术法规对进口产品予以种种限制。中国近几年来在技术标准和法规上大有长进,但在应对以消费者保护为由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方面,还应从政府层面将“硬法”与“软法”相结合,保障中国产品从数量转向数量和质量并重,激励中国企业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中国质造”。在知识产权方面,美国不仅有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而且还将其适用于对外贸易中,突出表现在“337调查”和“特别301报告”中,以追求美国知识产权的全球保护;欧盟除了通过立法加强28个成员国之间的法律协调外,还特别重视海关执法,防止假冒和盗版产品在欧洲单一市场的生产和销售;此外,它们还通过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大大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共同标准。尽管中国近几年来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立法,但囿于传统的分享观念,总体上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理想,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也就极易成为西方国家的打击对象。中国除了通过普法教育树立个人和企业对知识产权的自我保护意外,重点要在国家层面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提升中国在知识产权谈判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等。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为了贸易利益和缓解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尽管没有制订强制性标准,但均根据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相关指南出台了相应的战略或政策,并鼓励企业将其落到实处。中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但为了应对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应尽力弥合与西方国家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上的认识差异,鼓励企业承担公共外交关系的社会责任,并根据国家经济战略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

        “无救济则无权利”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作者在澄清“贸易救济”内涵和特征的基础上,通过评估中国现存的贸易救济体系并分析其中存在的严肃问题,主张对其进行改革并建立“以攻为上、攻守兼备”的贸易救济体系来应对西方国家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此外,中国还需要巧用国际申诉机制,但必须认清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新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的局限性,必须充分发挥多边经贸合作论坛及双边经贸合作对话等机制的作用。

        作者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秩序是二战后尤其是1948年GATT运行以来以西方国家自由经济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具有某种连续性的体系,它能长久生存的基础是平等互利、规则导向和多元包容,它的法律构成体现在有序化的贸易协定、国际贸易协定的实现、国际贸易的法律行为以及国际贸易的法律关系等方面。中国应对西方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分配全球经济事务的决策权、改革不平等的游戏规则、反对制度性权利垄断、防止贸易争端的复杂化、落实发展中国家特殊和差别待遇等,这实际上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互较量的过程,因而不仅要看到中国的应对措施对国际贸易秩序的积极作用,还要警惕并预防此类措施给中国带来的不良回响。

        在“结论与前景展望”中,作者认为:在国际贸易领域,始终存在着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两种力量。西方国家表面上都表示喜欢市场和自由贸易,但为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利益,它们还在不断制订并强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有关的法律和政策,通过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极力将新贸易保护措施推向合法化,并将其实施对象明显针对“中国制造”。就当前国际贸易环境和秩序看,中国应对西方国家新贸易保护主义是个长期的任务,这不仅要“练好内功”,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而且还要“不怕事,不惹事”,坚决揭露和批判新贸易保护主义,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国内政治问题的国际贸易化,坚决反对西方国家借新贸易保护主义扩张其全球权力和全球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