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 新闻动态 > 新闻动态
新闻动态
新闻动态
“WTO法教学现状与接续研究方向研讨会”暨 湖北省法学会国际法学研究会2019年年会在武汉大学法学院顺利召开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9-12-20 15:53阅读:189

        2019年12月15日,由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与湖北省法学会国际法学研究会共同举办的“WTO法教学现状与接续研究方向研讨会”暨湖北省法学会国际法学研究会年会在武汉大学法学院120报告厅顺利举行。

        会议开幕式由武汉大学法学院漆彤教授主持。湖北省法学会国际法学研究会会长、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肖永平教授,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杨国华教授,湖北省法学会王龙秘书长先后致辞。

 

        肖永平教授首先代表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向到场的各位嘉宾表示诚挚的感谢。肖永平教授指出,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的全国第一家国际法研究机构,发展成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国家高端智库,除了自身在科研、教学上的努力外,更离不开各位领导、同仁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本次会议第一次尝试由湖北省法学会国际法研究会与中国法学会WTO法研究会携手合作举办,有利于邀请到更多的专家学者一起与会探讨中国国际法教学、研究和实践中的问题。肖永平教授将今天会议的议题设置概括为“顶天立地”。“顶天”体现在,本次会议将研究中国当前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国际法问题。他将当下的中美关系和人类历史上的一战、二战、苏联解体进行类比,认为我们当前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今天的会议报告人围绕着美国重构国际秩序、长臂管辖、中美贸易摩擦展开,试图对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法律问题作出回应。“立地”体现在,由湖北省高院苏江副庭长就湖北省法院如何服务湖北省对外开放的新情况进行报告。肖永平教授认为,尽管WTO上诉机构停摆已成事实,但是国际法学人不应该停止对WTO法律的研究。我们要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研究WTO规则,更好的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真正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在国际规则变革中的积极作用。

 

        杨国华教授的致辞围绕着“逆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研究”展开。杨国华教授认为,我们正处于“逆全球化时代”,以下四个事件就是实例。第一,WTO危机。12月10日WTO上诉机构停止运作,标志着人类社会第一个国家间争端上诉机制的终结,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进而引发人们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甚至多边贸易体制本身命运的担忧。第二,中美贸易摩擦。中美之间大规模加征关税的行为,严重违背WTO规则,是对危机重重的多边贸易体制又一重创。12月13日,中美双方宣布达成第一阶段协议,在人们期待中美关系缓和的同时,专业人士则对协议中的部分内容与WTO规则的一致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第三,美国“退群”。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频频退出贸易协议和国际组织,其中以TPP、《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特朗普政府对世界秩序造成了巨大破坏。第四,英国脱欧。12月13日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力主脱欧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就任首相。他宣布明年1月31日前退出欧盟,并且开始着手与欧盟之间的贸易谈判。美国和英国是二战以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缔造者之一,但是现在的领导人却是这些秩序的破坏者。“逆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不争事实。作为国际法学者,我们是天生的全球化主义者(globalist),认为国家之间应该有更多的融合与协作。我们是国际法治的信仰者,相信国家之间交往应该有章可循。我们更是国际法治的建设者,矢志为国际法治发展献计献策。事实上,越是天下大乱,越是需要国际法学者的智识贡献。

 

        王龙秘书长在致辞中首先对本次会议的召开予以充分肯定,他指出本次会议的召开契合时代背景,回应时代关切,必将结出丰硕成果。王龙秘书长随后对武汉大学在WTO法研究上的丰硕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并代表湖北省法学会对国际法学研究会以及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的工作予以了高度认可。最后王龙秘书长希望与会人员能够群策群力,献言献策,不断在国际舞台上贡献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智慧。

 

        大会主题报告环节,由武汉大学法学院张辉教授主持。

        首先由杨国华教授就中国贸易反制的国际法依据问题进行报告。首先,他简要回顾了中美贸易战的三个阶段,从中美之间贸易逆差的角度解读了中美相互加征关税的力度。他认为,中美双方相互加征关税的行为是对WTO规则的违反,但是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贸易反制没有国际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特别法优于一般法(lex specialis derogare lege generali)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国际法领域。作为国际法体系的组成部分,WTO规则是“特别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和《国家责任条款》是“一般法”。前者属于“条约法”,后者属于“习惯法”。也就是说,在规则冲突的情况下,前者优先于后者适用。但这并非没有例外,在特定情况下一般法可替代特别法。特殊情况主要有两种,分别是“重大违约”和“危急情况”。随后杨教授分别就“重大违约”和“危急情况”的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指出中国贸易反制行为符合这两种情况,具有国际法律依据和正当理由。

        第二位发言人简基松教授就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企图与结局进行了报告。简基松教授认为,美国当前并非在逆全球化,而是企图重构国际秩序,原因在于美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首先,美国是最大的规则利益受益者。从二战以后的GATT,到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WTO规则,美国都是规则制定的主导者,其收益显而易见。美国不仅通过TRIPs协议保护了其核心价值链,还通过服务贸易协定保护其作为国际服务大国的利益。其次,美国是最大的经贸利益受益者。以中美经贸关系为例,中美之间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均有利于美国。因此,美国才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仅如此,逆全球化对世界和美国而言其实是灾难。简教授认为,美国企图重构国际秩序并非近年来才出现,而是早已有之。简教授从第三次国际格局变化与国际秩序的调整为背景,论述了美国自二战以来面临的国际政治秩序困境与国际经济秩序困境,并一直企图制定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随后,简教授指出,美国并非不喜欢全球化,只是不喜欢带有中国元素的全球化。美国担心在互联网、高铁技术、跨境电商等推动下的全球化对中国有利,因此企图重构淡出中国元素的全球化国际秩序。但是,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结局并不乐观。首先,法律到秩序的能动过程证明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企图必将使世界陷入无序的社会,最终面临战争的风险;其次,历史经验与现实证明,美国重构淡出中国元素的国际秩序注定失败。

 

        第三位发言人肖永平教授就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基础与对策研究进行了报告。肖永平教授首先就长臂管辖权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中美学者,包括中国官方文件对长臂管辖的理解差异较大。但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前提必然是厘清在什么含义上使用长臂管辖的概念。肖教授在综合比较了美国国际私法学者、国际公法学者对长臂管辖的理解之后,认为长臂管辖实质上就是美国版的域外管辖。对长臂管辖权进行理解时,首先要注意到长臂管辖权有三种不同的管辖权形式,且法律基础各不相同。肖教授逐一论述了长臂立法管辖权、长臂司法管辖权以及长臂执法管辖权的法律基础。其次,长臂管辖权的行使必定牵涉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在国际层面,美国行使长臂管辖权面对其他国际法主体的时,必然要遵守国际法律规则。同时,管辖权的行使必然最终落脚到私主体上,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均需要按照国内法平等对待。最后,长臂管辖权必然涉及三对法律关系,分别为美国法院与外国法院、美国法院与外国当事人、美国当事人与外国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肖教授逐一分析了这三种法律关系的性质和内容。随后,肖教授提到了长臂管辖权的法理基础,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为权力论、联系论和公平论。权力论认为,管辖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行使标准在于出现(presence)。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的标准越来越模糊,不易确定,于是发展出了联系论。联系论的主要观点是最低限度的联系,以法院和被告之间的联系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但是后来最低限度的联系被美国法院滥用。后来逐渐发展为公平论,即以宪法正当程序加以限制,使其更具有合理性。紧接着,肖永平教授分析了美国长臂管辖权的发展动向,即从解决美国国内州际问题发展到解决国际问题,从长臂司法管辖权扩展到长臂立法管辖权,从长臂司法管辖权扩展到长臂执法管辖权,从主要适用于民事案件发展到刑事案件。肖教授统计了美国对我国行使长臂管辖权的案例数据,并对重点案例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肖教授指出美国长臂管辖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阻碍我国重点关键产业和国际经济的发展;第二,损害中国主权及国际法治的运行环境;第三,影响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第四,威胁“一带一路”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最后,肖教授主张为应对美国长臂管辖权,应尽快构建我国法的域外适用体系。不仅需要完善立法,还要积极司法并加强国际合作与国内协调,提高我国依法行使域外执法管辖权的能力。

        第四位发言人苏江副庭长就涉外商事海事案件审理的探索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报告。苏庭长首先和大家分享了涉外商事案件中的一些疑难案件,涉及阴阳合同、隐名股东身份的确认、外商股东的权益保障、公司治理结构项下的经营与管理等问题。随后苏庭长就海事案件中的问题进行报告,涉及到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起算日、如何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认定船舶所有权归属、探索整顿长江沉船打捞、抢险救助秩序,恢复和谐的水上运输生态、租船合同并入提单等问题。苏江庭长以案例的形式,向大家逐一分析了这些问题。(供稿人:王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