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左翼评论》1999年5—6月号发表了德国著名学者J.哈贝马斯《欧洲民族国家和全球化的压力》一文，文中论述了在全球化条件下欧洲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对挑战的不同回答以及对欧洲未来的设想。文章主要内容如下。《全球动态和地方环境》一书的前言写道：“当前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能否超越民族国家范围，从超国家的和全球的高度来控制资本主义对生态、社会和文化造成的巨大破坏。”这意味着必须：

       一、从政治上驯化全球范围内毫无羁绊的资本主义；

       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创立一种运行良好的独特的民主制度。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这些问题。

       一、民主制度和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全球化”的种种趋势正在改变着国家、社会和经济统一在相同的民族国家边界之内这一历史格局。移民进程和文化分层加快了，因而从内部破坏了相对单一的国内人口构成这一能使公民融汇为民族国家的政治前提。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日益卷入全球经济和全球社会相互依存状态中的国家，正在丧失其自治权、行动能力和民主赖以存在的条件。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国家的控制能力减弱丧失自治权首先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再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为其居民提供充分的保护，不受在本国边界之外发生的事件的冲击。这里一方面是指“自然而然地越过边界”的现象，如污染，有组织的犯罪，军火走私，瘟疫，规模化的技术存在的安全风险等等；另一方面是指其他国家精心策划的政策引起的、使人不得不接受的后果，它们对于没有参与制订政策的人和参与制订政策的人造成同样的影响，如其他国家修建的核反应堆带来的危险等。2.决策过程日益缺乏合法性每当那些参与民主决策的人不是那些受决策影响的人时，就会产生缺乏民主合法性的状况。而每当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所引起的合作需求通过国家间达成协议的方式来得到满足时，民主合法性也会遭到削弱。通过国家间的谈判解决的事情越多，这些事情越重要，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政治决定不是通过民族国家特有的表达民众意见和愿望的渠道作出。在欧盟内部，布鲁塞尔的专家们的官僚决策过程就是一个例证。3.国家越来越无力行使调控和组织职能来确保其合法性一方面，民族国家的行动空间被限定在领土范围内，另一方面，市场全球化，资本加速流动，两者间的鸿沟日益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经济的功能性自给自足”被抛到了一边。无拘无束的资本从来没有义务只在国内寻找投资机会，每当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标准，保持工作稳定，或坚持由自己来管理需求，从而严格控制国内投资环境时，投机利润就会威胁要从这个国家撤走。因此，民族国家的政府已无力动用一切对国内经济起调控作用的机制来刺激增长，从而确保自己的合法性。

       二、对挑战的四种回答对这种挑战有两种一般性的回答和两种具有细微差别的回答。一是支持全球化和非领土主权化，二是反对这两种趋势。这两个阵营的两级分化导致人们寻找“第三条道路”，这又分为防御性的第三条道路和进攻性的第三条道路。1.支持全球化这种态度是基于近二三十年来向强调供给的经济政策过渡的过程中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正统思想。全球化的支持者们鼓吹使国家无条件地服从由市场带动的全球社会一体化这种迫切需要；他们呼吁建立一个不搞劳动力非商品化计划，也不搞环境资源保护的“企业家的国家”。在一步步被推向超国家的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国家将使居民具有参与全球竞争的消极自由，而国家本质上只限于以一种讲求实际的方式提供一些能促进创业活动的开展和使当地在赢利方面具有吸引力的基础设施。2.反对全球化那些在结构变革中和在民主国家及其居民丧失权力的过程中的受害者有可能或正在落入社会低层，而那些抵制这一倾向的人们结成了联盟。但是，这派人极力想阻止这股洪流的愿望最终表明，这个“领土主权派”对民主本身的平等主义的和普遍性的基础提出了质疑。至少，以本种族为中心而拒绝多样性，恐惧外国人而拒绝其他民族，反现代主义而拒绝复杂的社会状况等等思想，都是保护主义的思想情绪在作崇。这种思想情绪的目标是反对越过民族国家边界的任何人或任何事。3.防御性的第三条道路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尽管已经不可能改变政治服从于由市场统一起来的全球社会这一状况，但民族国家不应该只扮演一种对刺激产生反应的角色，只是创造有利条件来稳定投资资本；它也应该积极努力为居民提供在竞争中所需的技巧。新的福利政策和旧的福利政策一样具有普遍性。然而，新福利政策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保护居民不受职业生活中典型风险的影响，而是为他们提供那些能够自己照顾自己的“成功者”所具有的创业技能。主张这种类型的“第三条道路”的人（如新工党、新中派）与那些仅仅是从投入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平等，将社会平等仅仅等同于机会平等的自由主义者如出一辙。公众已分不清撒切尔和布莱尔的差别，这首先是因为“最新的左派”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道德观。4.进攻性的第三条道路那些不愿越过“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分界线的人希望走进攻性的第三条道路。他们认为，政治应该高于市场的逻辑。要解决不是解除福利国家民主制度的武装，就是重新武装民族国家这个两难问题，使得人们转向更大的政治单位和超国家的制度，这样就能既不损害民主的合法性，又能弥补民族国家职能的丧失。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欧盟当作超越了民族国家的限制而起作用的民主制度的范例。

       三、欧洲的现状，欧洲各阵营及欧洲的未来如果观察一下欧盟的演化道路，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新创立的政治机构——设在布鲁塞尔的职能机构、欧洲法院、欧洲中央银行等——并不意味着政治取得了更大的重要性。欧盟的最新步骤货币联盟只是“在政府之间创建市场”。今天的欧盟包括了欧洲大陆的广大地区。从横的方面来说，由于市场的作用，它已经发展成为紧密交织的网络，但从纵的方面来说，非直接合法产生的权力机构对这个地区的政治管理很薄弱。由于成员国已经将对货币的最高控制权移交给了欧洲央行，因此也交出了通过调整汇率来对各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控的权力，在单一货币区内竞争的加剧将导致新问题的产生。欧洲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和政治制度各异的国家组成，它们之间的互动必然会引发摩擦。欧洲面临着选择：要么通过市场的途径，即通过不同的经济活动中心和不同的社会保障政策之间的竞争来解除这些压力，要么通过政治途径，即通过搞好“协调”和各国逐步调整福利政策、劳动力市场政策和税收政策来解除这些压力。最基本的问题是，组织机构方面的现状，即各国通过国家间的谈判来平衡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这种状态，是否应该不惜以全面竞争作为代价来维持下去；还是欧盟应该超越目前的国家间的联盟的形式，向着真正的联邦迈进。只有在后一种情况下它才能聚集政治力量，最终决定采取一些纠正市场不良后果的有效措施，并建立起再分配的管理机制。在目前关于全球化的辩论中，欧洲分成了几个阵营。

       极端的欧洲怀疑论者采取保护主义和排斥态度。“欧洲市场论者”对最终促使欧洲内部市场形成的货币联盟很满意。而“欧洲联邦主义者”正致力于把现存的欧洲国家间的协议变成一部政治宪法，以便使欧洲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欧洲法院的决议具有合法的基础。而那些持世界主义态度的人的观点与上述三种都不同。他们把欧洲联邦看成建立一个由跨国的政治机构组成的网络系统的出发点，这一系统即使在没有建立世界政府的情况下，也能执行类似于全球内政的政策。然而，欧洲市场论者与那些正以现存的货币联盟为基础寻找第三条道路的昔日的欧洲怀疑论者暗中结成了同盟，这使欧洲联邦主义者和欧洲市场论者的主要对立复杂化了。欧洲市场论者愿意保持欧洲的现状，因为它使各支离破碎的民族国家服从于由市场带动的一体化。的确，欧洲市场论者的立场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基础上，即“在全球化时代不可能取消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全球化）首先要求我们增强公民社会中自治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就是“人民的个人首创精神和个人的责任感”。那些想开辟第三条道路的、主张保存民族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也赞同这一观念。这一共同的前提说明他们为什么转变态度，结成联盟。虽然两者的动机和目标各不相同，但昔日的欧洲怀疑论者今天支持欧洲市场论者维护欧洲的现状。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和欧洲联邦主义者之间的辩论与社会民主党阵营内部正在形成的“第三条道路”的防御性和进攻性的两种变体之间的辩论（即施罗德和拉封丹之间的辩论）搅在了一起。这一冲突触及的不仅是欧盟是否能通过协调不同的民族国家的财政政策、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赢回民族国家失去的行动空间的问题。欧洲怀疑论者和欧洲联邦主义者的辩论涉及的首先是，在欧盟成员国有着多种多样的民族、语言、文化因而差异很大的情况下，欧盟能否发展成一个真正的国家，或是仍然必须维护新社团主义的谈判制度。欧洲联邦主义者致力于提高欧盟的可治理性，以便能够实施泛欧洲的政策和法规，即使采取的措施具有再分配的性质，也能迫使成员国协调它们的行动。他们认为，拓展欧盟的政治行动能力必须与扩大欧盟的民主合法基础携手并进。毫无疑问，形成具有全欧洲规模的民众意愿的先决条件是更广泛的团结。这种社会团结迄今为止只局限于民族国家，它必须扩展到每个欧盟公民的身上。民主本身是政治一体化的法律中介形式，反过来，民主的前提是全体居民享有共同的政治文化。仅有一部欧洲宪法是不够的。只有现存的政党首先在民族国家的舞台上讨论欧洲的未来，在此过程中发现超越国界的利益，此时欧洲政党制度才有可能出现。只有国民教育系统能确保欧洲人具有相同的外语知识，跨国的大众传媒才能建立一种多语种的勾通环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共同历史留下的文化遗产才会渐渐地重新汇集起来形成一种共同的政治文化。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