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西，1924年生，别名梁宋云，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和武汉大学法学院，是中国国际组织法的开拓者，是新中国上世纪50年代大学教师中最早的兼职律师之一，曾多次参与最高人民法院重大涉外案件的审理。

 

      4月14日，记者走进绿树成荫、春花烂漫的武汉大学。“樱花这几天都谢了，只有几株晚樱还开着！欢迎你来呀！”92岁的梁西先生，十分平易近人地和记者聊起来。

 

      梁先生诙谐地说：“我做了一辈子“教书匠”，就专心种我那“一亩三分地”，精耕细作，终身不怠，但我无怨无悔。”

 

      1983年，梁先生从北京大学重返母校武汉大学任教，培养了包括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在内的大批国际法专门人才，并出版了《国际组织法》等重要专著。他的个人命运，与祖国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与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的作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从读私塾到聆听校长讲解《不平等条约十讲》

 

      梁西生于湖南安化县大桥乡董家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5岁时入私塾读书，3年后因家境清寒而辍学，和旧社会很多小孩一样，成了个“放牛娃”。但9岁那年，因为父亲不识字，把一张卖牛契约误认为是抵押契约，在上面按了手印。一头黄牛，就硬生生被人牵走了。此事对他的刺激很大很大，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继续上学！”后来，父母亲也终于勉强答应，咬紧牙关供儿子读小学。

 

      在日本侵略者的轰炸声中，梁西走进了他的中学时代。一寸山河一寸血，哪里还安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但他仍坚持继续发奋苦读。同时他还十分欣赏鲁迅、巴金等进步作家的作品。高中二年级时就创作发表了《两地蔷薇》《樊城风雨》《文明与野蛮》等多篇抗日题材的短篇小说和小品文。

 

      1946年，他以一篇热血沸腾的作文《多难兴邦》和各科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大学，并选择法律作为自己毕生的专业。

 

      聊到此时，梁先生抬起头来，看着法学院会客室墙壁上周鲠生校长生前书写的刚劲的“铁肩担道义 辣手著文章”的名言，陷入了深沉的回忆。

 

      大二那年，曾任“中国赴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顾问的周鲠生校长，为法学院开设了国际法课程，详细讲解了历次不平等条约对我国的束缚、压力、影响和危害。他深情地说：“周老师其人其名都拥有非凡的感召力，讲课有学者的大家风度，平实而不假于辞色。周校长讲课时旁征博引和严谨的论证分析，令人着迷。尤其是关于对华不平等条约的讲述，使我深深地感到中国在国际社会“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地位，并勾起了我对日本法西斯在华暴行的痛苦记忆，进一步坚定了我学习国际法的念头。老校长博大的爱国情怀和他高尚的人格及无比非凡的魅力，让我仰慕不已，决定追随老师的脚步，走上了国际法的研究道路！”

 

      武大毕业后，梁西曾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苏联法学，此后即长期主攻国际法，并从事国际法的教学。

 

      从为美国人当“辩护律师”到编译联合国资料

 

      1953年，梁西经组织分配并应马寅初校长之聘到北京大学教书，参与了法律系的恢复重建工作。1955年，他开始走上讲台。也是在那一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卡麦隆(L.W.Cameron)驾驶美机侵入中国领空”一案，他接受委托，担任被告辩护律师。“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接受这个任务，我曾有很多顾虑。为入侵我国领空的美国人辩护，为什么？”但是，思来想去，最后他还是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他说：“担任辩护律师，不是为那个美国人辩护，而是为了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尊严！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

 

      “文革”中期，梁西被下放到鄱阳湖畔“北大五七分校”，又过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放牛生活。他风趣地说：“幸运的是，没多久我就躲进了一个“防空洞”。”

 

      原来，为做好尼克松访华的准备，周总理要外交部准备资料，外交部又将一部分任务转交给了北大法律系。梁先生与王铁崖、芮沐、赵理海、沈宗灵等7位组成了一个编译组。连续多年分工合作，翻译出版了《联合国与裁军》《联合国手册》《尼克松：六次危机》《希思外交报告：旧世界和新前景》等6部书，并编译了大量有关国际关系的文件，对我国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的初期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获得了国内外和联合国秘书处的赞赏。借这个“防空洞”，他本人还专门就联合国编译了200多万字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后来，凡是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相关的文稿，最终都由我统一再译校一次。他们几位都知道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他已敏锐地感受到，国际组织在未来世界中必将愈来愈重要，而中国在联合国也将起到日益突出的作用。厚积而薄发，“文革”一结束，他就构建出了研究国际组织法的基本体系，并在北大率先创设了我国有史以来的“国际组织法”这门崭新课程。

 

      五次修订并再版《国际组织法》

 

      “送你一本书。”梁先生将一本新书赠送给我，书名是《梁著国际组织法（第六版）》。封面上方印着两行字：“研究生教学用书”“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这本书的第一版，发行于1984年，原先只有20多万字。30多年来，历经5次修订，现在已经拓展到四五十万字。

 

      有人总结说，“梁西的研究方法就是不断地修订。”先生笑着说，“确实，修订版就是升级版，就是不断地加深自己对这一领域的认识，不断地反思自己过去的理念、思想，使之与时俱进。”　1984年，《现代国际组织》出版，这是国内首部较全面系统论述“国际组织法”的一本专著。此后，《国际组织法》的第四版获国家教委优秀著作一等奖，第五版被国家教育部推荐为高等学校研究生教学用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学术精品。此外，他主编的《国际法》，已印刷30多万册，是全国发行最多的国际法教科书之一。其独著《国际组织法》（第三版）和主编的《国际法》（1993年版）两书，均以繁体字竖行本在台湾地区出版发行，具有学术影响。

 

      梁先生发表过不少观点新颖的论文，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特别是他提出的有关国际法的“社会基础论”与“结构平衡论”，高屋建瓴，对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存在基础与发展规律，分别作了高度概括，深化了国际法学与国际组织法学的原理。两者，在法理学上一脉相承，彼此充实，从总体上揭示了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社会学特征及基本性质。两者，正是他用以建构其国际法与国际组织法教学及科研体系的学术出发点，也是他始终贯穿于其各种著述及学术报告中的理论前提。

 

      教书育人，是先生最看重的工作。从1986年起，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选批准，梁先生开始招收博士生。如今，先生虽已年过九十高龄，仍然每天读书看报，密切关注着国际局势和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发展变化。他说：“在人类社会日益组织化、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我们的国际法教育与科研工作，必须立足现实，面向世界和未来，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国梦而努力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