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26日至27日，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2019级智库博士研究生课程“战略管理与决策”第五讲通过云端如期举行。时殷弘教授从蜀汉灭亡体现的战略蜕化、克劳塞维茨的战略精髓、两强关系稳定与倾覆机制、中国千年战略《孙子兵法》基本原则、新冠流疫冲击下世界格局与中国内外形势、中美关系状况和战略调整等专题入手，线上为武汉大学国际法所2019级智库博士研究生讲授战略管理与决策。

        在《从徒劳北伐到蜀汉覆亡：战略的蜕化、复兴和湮灭》部分，时殷弘教授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等人物为视角，领略和透视从徒劳北伐到覆亡的挽歌式的蜀汉战略史。战略史由诸葛亮三轮徒劳的北伐开启，蒋琬和费祎作为诸葛亮之后艰难挣扎的西南王国前后相继的军政魁首，在前后仅18年的主政时期以一种相对保守和审慎的方针导致“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而之后，战略湮灭或化为乌有。接着，蜀汉事实上的统帅姜维，年复一年地从事没有真正休整的、虽有斩获但总体徒劳的北伐，此外一无所为。

        在《大战略的基本原则》讲授中，时殷弘教授依据战略史经验、战略理论乃至政治哲理，系统地提炼和阐说大战略的基本原则的四大范畴，展现它们能动和复杂的内在机理和辩证特征，特别是其中可用全局性、灵活性和实践性予以最浓缩概括的“活的灵魂”。

        在《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部分，时殷弘教授以邓小平主政时期的国策、方针和世界形势为引言，把之后的中国划分为七个阶段：（1）急剧变化中的形势界定与战略探求（1999至2002年）；（2）和平崛起与军力建设：后冷战时代的大战略（2002至2008年）；（3）格局大变与复杂性增生中的战略竞争（2008-2012年）；（4）“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收益与风险（2013至2016年）；（5）特朗普和其他事态：中国的战略反应和初始调整（2016至2017年）；（6）中国战略态势近乎全面的温和化（2017年）；（7）现今的紧迫问题和仍需的战略探求。时殷弘教授认为，长期来看，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握全局，澄清底线，继而守住底线，首先将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办好，继续提升中国的实力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操作能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纲争取实现中国国家力量和社会健康的重大升级，从而为世界秩序的进步性转型提供一项最重要的积极条件。

        在《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和权势政治中浮现的一幅空前图景》部分，时殷弘教授指出，现在正见到国际政治经济和权势政治中浮现出一幅空前的图景，那是人们在整个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大致从未见到过的：两大首要强国即美国和中国都已各自急剧地减抑各自国内生活和政治文化中的“宽松”要素，同时以几乎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从事彼此间的权势竞斗。空前图景出现的终极的原因在于自由和开放的全球化，现在每个人都认识到正在逆转，由于它本身的逻辑以及相伴的政治反冲而逆转。

        在《克劳塞维茨的基本分析、思想灵魂和“战略精髓”》部分，时殷弘教授分析了克劳塞维茨和其著作《战争论》，强调克劳塞维茨的根本目的与其伟大著作《战争论》的根本要义在于揭示什么是战争，战争的本性和根本机理如何，或者说是论说战争哲学——战争的一般思考者和研究者很少从哲理层次上去看待战争的战争哲学。

        在《两强关系稳定的条件与稳定终告倾覆的趋势：三大历史范例的动能透视》部分，时殷弘教授介绍了三大历史范例：（1）现代早期英法两强之间的80余年稳定，着重于这稳定关系的基本条件；（2）公元前3至2世纪西汉帝国与匈奴帝国之间的稳定，同样着重于它的基本条件；（3）公元前5世纪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及其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稳定，既关注它的基本条件，更探寻它终告倾覆的强劲机理。时殷弘教授得出结论：古今中外，两强之间较经久的稳定关系大多未能相对永久，它们激烈对峙乃至浴血冲突最终在所难免。大凡例外，似盖出于两种情势：两强之一或两强双双出于内外重大缘由而“跌出”强国行列，强国竞斗的逻辑就它们而言便不再有效；或者，这两强“矩阵”不再是国际体系内的头号枢纽，因为第三强勃然崛起，构成对两强之一或两强双双的首要潜在或实在威胁，两强关系的逻辑随之改变。

        在《新冠流疫冲击、对华关系状况和未来世界格局》部分，时殷弘教授阐述了“后大流疫时代”世界格局的特征，强调：中美彼此竞斗趋于烈度更甚；“脱钩”会继续趋于愈益扩展和愈少选择性；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颇为可能等。指出，除去站在中国或美国一边的很少数“忠诚协从”，世界其余国家受它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必需和两大最强国的着意的政策努力驱动，将被迫在不同程度上较偏向美国或较偏向中国。与此同时，它们会努力维持或争取自己在不同程度上的中立和政策独立，依据某种分辨在某些领域较靠近美国，在另一些领域较靠近中国。

        在《中国内外形势、中美关系状况和战略调整探讨》部分，时殷弘教授指出，目前的形势除了光辉的一面，更突出的是新的重大挑战。首先，中美关系近乎全面地急剧恶化；其次，国内经济欠佳，而且当前即使冒金融风险增长的危险仍未能有效地稳增长；不仅如此，与美国的贸易战的休战为时尚早，因为迄今目前没有迹象表明美国政府大幅度降低对中国的非常广泛和严苛的核心要求；最后，在若干关键领域，美国已经显著开始对华脱钩，或曰在搞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

        关于美国政府新的大战略体系，时殷弘教授表示，它囊括七个维度，即战略遏制、战略反推、贸易高压、高技术封锁、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外交孤立和意识形态颠覆。就这新的对华大战略的施行而言，目前美国有五项基本羸弱之处，而特朗普政府尽管在三项上正在显著发力以补弱增强，但在至关紧要的另外两项上却南辕北辙，自损根基。时殷弘教授指出，中国今后一段时期的紧迫任务，可以说应是用五六年或更长些的时间实施新形态的“韬光养晦”和新形态的“有所作为”，即够大幅度的战略态势收缩和贸易、产业调整奋进，后者以拓宽、深化和加速经济体制改革为基本条件。在新的巨变了和巨变着的形势下，中国需要要重新盘点，以便判定在新形势下必须的发力之处与其轻重缓急次序。首先要将中国自己的事做好，首先关注中国自己的国内需要、国内能力和国内团结。